□苏展
衣食住行，“行”字摆在最后。可解决温饱之后，“行”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了。走亲访友，外出求学，经商办事，都要依赖交通工具。
湛江偏居粤西，与广州相隔400余公里。若放在半个多世纪前，乘牛车得走上10天半月；后来有了长途汽车，这才将路途缩短至朝发夕至，但仍要在路上颠簸七八个钟头。
坐长途汽车最磨人的是晕车。一上车，售票员便挨个发塑料袋——不必多问，那是专为呕吐预备的。通常车行不过半小时，车厢里便响起第一声干呕。你可以强忍着不回头，可那声音无孔不入，强势蔓延。没过多久，不晕车的人也头晕起来。呕吐声此起彼伏，一声急过一声，一浪接着一浪，比赛似的，看谁先把胃里最后一口黄疸水吐尽。
上个世纪50年代，湛江终于通火车了。绿皮的，是田野的颜色，山林的颜色，也是生长的颜色。
坐火车的最大好处是不颠簸，不晕车，可以悠闲地看窗外的风景，可以跟同排或对面座位的旅友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侃大山。熟络了，还可以一起喝啤酒，甚至聚成牌搭子，叽叽喳喳，嘻嘻哈哈，肆无忌惮。这样一来，大半天时间就能飞快地打发掉。
若得一张卧铺票，便是旅途中的莫大幸事。躺在床上，或翻几页书，或干脆什么都不做，只安静地发呆。听车轮与轨道摩擦发出的“嚓嚓”声，和车厢连接处发出的“哐当”声，心里有一种近乎入禅的超然。目的地渐行渐近，内心的尘嚣却越来越远。物我两忘，神游天外。
我在湛江已客居30年，去广州的次数却屈指可数。记得第一次上省城，是2002年国庆前一天。
那天坐火车的人特别多。我没买到卧铺票，连座位票都没有。过道被塞得水泄不通，人们或倚或靠，或直接坐在行李袋上，横七竖八，歪歪扭扭，毫无章法。我也顾不得体面，将行李袋一扔，就地而坐，跟大家打成一片。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姐，说一口“塑料普通话”，穿一件红绿撞色、印着大朵碎花的衬衫。大姐似乎特别喜欢聊天，逮人就问对方是哪里人，到哪里去，可周围人都不爱搭理她，她便讪讪地收了声。
闲着也是闲着，当她问到我时，我便认真作答，告诉她我是湖南人，在湛江定居，这次去广州。她一下子激动起来：“大妹子，缘分哪！我是河南人，咱都有一个‘南’字，也算是半个老乡！不瞒您说，我也在湛江工作了5年！”
她所说的“工作”，其实是给人家当保姆。湛江的活儿刚结束，又托亲戚在化州找了户新人家。
之后的聊天，除了几句简单的她问我答，几乎就剩她一个人说话。
火车过了廉江后，我突然内急，便央她帮我照看一下行李。大姐说：“你尽快回来，我很快就要下车了。”
我应了声“好嘞”，立刻侧身挤入人群，在横七竖八的腿脚与行李间艰难跋涉，总算蹭到厕所门口。几乎同时，对面来个男人，双手捂着肚子，显然是来抢坑位的。此时里面有人，我俩各守一边，眼神一碰，尽是防备。
过了仿佛一个世纪，里面的人终于出来。我看他脸色发青，比我还急，刚动了谦让的念头，他却毫不客气，连个敷衍的笑都没有，径直扎了进去。
等了足有10分钟，那人才出来。我赶紧冲进厕所，刚解完手，正待冲水，只听“咔嚓”一声，我的心猛地一沉：坏了，火车进站前会提前锁闭厕所！
我慌忙起身去拉门栓，门果然被锁死了！我一边大喊“有人！里面还有人！”，一边咚咚地砸门。可外面太嘈杂，列车员根本就听不见，很快便离开了。
大姐就在这一站下，我担心行李袋无人看管，但转念一想，里面也没什么太值钱的东西，心里便沉静下来。
大约过了10分钟，火车终于启动了。
又过了两分钟，门外终于传来“咔嚓”一响！我赶紧拧开把手，冲了出来，一边往车厢里走，一边扫视原来的位置：糟糕，那地方换人了，我的行李袋也不见了！
“大妹子，我在这里！”有人冲我招手，我定睛一看，正是那位大姐。原来，她已在附近找到一个座位，将行李全搬了过去。
我又惊又喜，飞快地挤过去：“您不是在化州下车吗？”
“是啊，可您一直没回来，我实在放心不下你的行李，就没下车。”大姐笑了笑，“没关系，我跟乘务员打听了，茂名东能转车回化州，最多耽误两个钟头，不打紧。”
“对不起……”我喉咙一下子哽住了，半晌才说出话，“要不，转车的票钱我补给您。”
“不用，我也不亏啥！多坐两小时火车，还能多看好多风景呢！”大姐爽朗地大笑。
那笑声极有感染力，像阳光穿透云层。我突然觉得，车厢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件行李，仿佛都镀上了一层柔光，变得无比可亲。而窗外掠过的山川田畴，也变得格外明亮、动人……
如今，绿皮车时代正渐行渐远，动车早已呼啸而至，高铁也即将开通。广州变得越来越近，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可我始终以为，人生路上，每一次奔赴都不能忘了初心，无论是慢行还是快走，都要怀揣一颗从容的心，将沿途的风景尽收眼底，不负春光，不负生命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