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清的《地火》《琼花》，把镜头对准琼崖的椰林、香港的街巷，对准方兰、许琼花等普通女性，为抗战文学补上了华南女性视角的缺失拼图。这两部长篇小说像两块被海水泡过的老怀表，打开就能听见当年心跳的声响，让“华南抗战中的女性如何活着、如何抗争”这一命题有了更鲜活的呈现。
在香港的街巷里，《地火》的故事最先“燃”起来。香港成了港九独立大队活动的舞台。当我们习惯了华北平原的游击战、江南水乡的船队周旋，华南抗战的“特殊性”往往被简化为“沿海”或“侨乡”的标签。但陈华清笔下的香港，是山多路窄的摩星岭、花岗岩嶙峋的狮子山，是维港的灯火与手榴弹的寒光交织的复杂战场。方兰带着队员穿梭其间，既要应对殖民地统治留下的社会裂痕，又要直面乡野草莽与现代都市的碰撞。这里没有广袤的根据地，只有逼仄的楼道与隐蔽的山洞；没有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只有零散的情报传递与精准的突袭。当方兰抬头望见维港灯火像碎了一地的星，再低头攥着手榴弹时，那种繁华与毁灭的并置，恰恰是华南抗战独有的：在殖民地的夹缝中抵抗侵略者，在多元文化的土壤里凝聚抗争的共识。
方兰是冷静果敢的领导者，能在危机时刻做出正确决策；可当母亲因为给游击队送情报被日本宪兵抓捕，面临被杀头的危险时，方兰想到的是“抗日的大业还没有完成”，不能为了“营救自己的母亲而牺牲游击队员的性命”。这种在信仰与亲情间的撕裂，是华南抗战中普通人的真实缩影。他们不是“高大全”的英雄，而是在殖民统治遗留的复杂人际关系里，在家族与民族的双重责任中，艰难抉择的平凡勇者。读者从《地火》看到的华南抗战，既是军事抵抗，也是一场关于身份认同、文化归属与社会动员的深层博弈。
在《琼花》中，富家小姐梅琼玉的故事把我们拉回琼崖的椰林与海风中。这里是远离中原的南海岛屿，是华侨乡愁的寄托之地，也是日军南进战略的重要跳板。许琼花从南洋回乡的旅程本身就构成了对抗战地理的补充：她随南洋服务团，带着“番客”们攒了半辈子的乡愁，从南洋回到时为法国租借地的广州湾，再从难民中转站硇洲岛偷渡琼州海峡，经历九死一生才回到琼崖，将热带海洋的粗粝感推到读者鼻腔。
陈华清没有把战争简化为“军民团结”的模板叙事，而是让梅琼玉的成长与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深度绑定：回到海南岛，她不满足于当一名宣传员，逃出身为国民党军官大哥的囚禁，改名许琼花，当一名战地护士；本来晕血的她，初次见到血腥的场面，便“头晕目眩”“感到恶心”“呕吐”，晕死过去。这些“不体面”的反应，比任何“英勇无畏”的标签都真实。但正是这样的“怯懦”，让她后来的转变有了重量：当她能在枪林弹雨里熟练地为伤员处理伤口，读者记住的不是“女英雄”的光环，而是一个姑娘如何把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嚼碎了咽下去，最终长成了更坚韧的骨头。《琼花》让读者看到，琼崖抗战不仅是军事行动，也是一场关于乡土认同、海外联结与文化根脉的深情书写。
这两部小说里，地理是有血有肉的角色。《地火》里，摩星岭的山路、火山凝灰岩裸露的狮子山，维港的灯火与手榴弹的寒光，勾勒出港九独立大队生存的复杂土壤；《琼花》中，椰林、蒲帆、军坡节、红树林、鸡屎藤饼和秋葵油灯等，共同构成了琼崖抗战的独特风物志。它们打破抗战文学中单一叙事模式，让华南抗战以鲜活的面貌进入读者视野。
《地火》《琼花》对抗战文学的意义远不止于“地域补白”。当多数抗战故事讲到胜利就戛然而止时，陈华清偏要往后写：许琼花没回南洋享福，而是留在海南，参与解放战争以及后续的海岛建设，一直到老。她叫外孙女阿清把归国服务团的故事写下来，“‘琼花’不会老，更不会死，‘琼花’精神一定代代相传！”方兰没有随东江纵队北撤，留下来任香港大屿山区委书记。后来接受组织的安排，到“最困难的南路游击区工作”。
作者用这两段“后传”告诉读者，抗战精神体现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也体现在战后普通人对生活的坚守和对未来的希望中。
小说里有很多意象，如“椰风”是琼崖的风骨，“洋火”是香港的烟火（也是“点燃”的隐喻）。这两股风在陈华清的笔下撞了个满怀，吹散了抗战题材的“陈旧气”，吹出了人性的光泽。当我们在今天的街头看见橡胶树，在博物馆里摸到老怀表，或许会想起陈华清说过的这句话：“只要还有人愿意俯身倾听土地的心跳，椰风与洋火就会继续讲述华南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没有超级英雄，只有怕血却咬牙给战士截肢的姑娘，有心疼母亲却选择大义的女儿……他们用最普通的方式，守护着最珍贵的火种：活着，并且记住。
《地火》《琼花》出版后，均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