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晓鸣
这些日子，我常忆起读高中时的青葱岁月，有太多发愤的模样和迷惘的神情。那时的我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的标签是自己怀揣一个文学梦，如一束微光，让我心怀希望，如果这束光日后能照亮我因出身寒门的路途，我会当成这是命运对我的应许。
我在海康县二中（现为雷州市二中）完成高中学业，这个地方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整个高中期间，教语文的黄华胜老师并没有担任我的科任老师，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在课堂上一次又一次地聆听他讲解课文。当时他是个年富力强的人，一派儒雅，内心充满激情，担任着学校的团委书记。如今我忘了自己是如何进入他的视野，成为他麾下的一名团委干部，学业并不优秀的我竟担任了学校团委学习委员。在公事公办的有限交往中，即便相见时他表情温和，偶有笑脸，只是寥寥的言语碰撞，感觉他可望不可及，心里就仅剩一个学生对一个老师的敬畏和仰望。
跟黄老师更多的交往是在成立文学社之后，随着时光流逝，本是淡然如水的交情却在往后的岁月里越变越醇厚。记得读高一时，我有个同学喜欢文学，我和他关系好，他展示的文学才华令我羡慕。受他的影响，我也喜欢上文学，懵懂中做了许多关于文学的好梦，寄望文学能为我未卜的前程增添一些亮色。高一第二学期，我和他一起参加校园文学比赛，一起获了三等奖。这是我学生生涯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即便是校内的奖项，却让我激动得一夜难眠。获奖之后，我感觉内心微弱的火苗被拨亮了些，火苗温暖心田，也让我时而躁动不已，不可抑制地纵容自己对稀缺的文学天分增强自信。文学的巨大诱惑，使我省下本就有限的伙食费买文学书籍，也写得更勤了，写诗歌写散文，每天还以几百字的日记不断操练。不久我就常有些小文章刊登在学生会主办的刊物《南枝》上，这种回馈令我很满足。
读高二的时候，借势大江南北校园文学的热潮，我和一群同样热爱文学的伙伴，在黄老师的支持下成立了南枝文学社。校园里这个新诞生的文学社团令我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俨然找到了文学之心的栖息地。受我们的邀请，黄老师亲自担任文学社的指导老师，同时我被社员们推选为社长。因为这一层关系，我与他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他谦和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圆融，成为我暗暗学习的榜样。尽管他说自己也是个文学爱好者，读中师时常有诗文刊登上校园黑板报，但当文学社指导老师却是一份苦差，没有任何补贴，纯属义务劳动。他审阅我们的文稿，修改我们的文字，倾注了心血和耗费了时间，却毫无怨言，乐此不疲。如今回想起来，正是他当年用汗水一点一点浇灌，才让我们的笔下文字渐渐生动起来，让文学社里许多人在心里坚定了对文学的向往和奔赴。
文学梦让我很长时间处于一种狂热状态，高一第二学期，我便开始壮着胆子向各地的中学生报刊投稿。眼巴巴地充满希望，但更多是失望，寄出的稿件如泥牛入海。我当然自知之明，但狂热心态作祟却令我跃跃欲试，心怀侥幸，期待在公开刊物发表作品。直至升上高二，我才在报刊发表处女作，那是一首发表在《湛江日报》上的小诗，仅九行，从此我一发不可收，就注定我这一生摆脱不了受文字的围困。
那个年代，喜欢文学的中学生很多，而发表中学生作品的报刊少而又少，能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面世，真是太难了。或许是因为难，我每发表一首诗歌，或一篇小文章，黄老师都让人用毛笔在红纸上写出喜报贴在校园里。课间一群人在主干道上围着看“喜报”，我会内心窃喜，每一次都减轻了自己卑微的感觉，增加了一份关乎自己人生命运的自信。面对这种鼓励，我不敢有丝毫虚荣心，知道不能松懈，只能跌跌撞撞往前，隐约感觉到身后的一双双望眼。
命运似乎对我有“关一扇门开一扇窗”的恩赐，我后来所走的路途竟全与文学相关：大学读了中文系，毕业后长时间从事编辑、记者职业。近十多年来，我专注于散文写作，以“城市笔记”的形式，记述我所居住城市的各种底层人生，写他们的渺小、挣扎、欣慰和希望。我每写成一文，都会首发给黄老师，请他看后给我提些意见，我相信他作为一个高中语文老师的鉴别能力。迄今为止，这个“城市笔记”系列散文我写了一百四十多篇，共三十多万字。而每一篇都一一读过，除我之外，只有黄老师。他的耐心、细致、教诲和谦逊，使我知遇而感恩。有时候我想，这样的老师，这样几十年不褪色的交情，被我遇上了，这是我的幸运。
如今，黄老师要将自己大半生写成的文稿编排成书，命名《桃李缘》，嘱我作序，我欣然应允，因为我也属于他的一株小“桃李”。这本集子里有散文、诗歌、古体诗词、演讲稿，敝帚自珍的情结让他不忍遗漏太多心血之作。这些文字写教学心得、师生情谊，以及岁月流逝中的人情世态，让人看到一个师者的诚恳面孔和殷殷之情。他曾质疑出版这本书的意义，我回答文字见性明心，让更多人看见知晓并能得到启迪便是意义。如果还要说得更自我些，就是回应来路，作者对自己几十年文学心愿的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