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总与病痛相伴。他患有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药罐不离手，却止不住那撕心裂肺的日夜咳嗽。更可怕的是那突如其来的心绞痛，痛起来时他冷汗如瀑，只能被迫停下手中农活，艰难地爬到田埂上躺下，待那噬骨的疼痛稍缓，再挣扎起身，继续在泥土里刨食。那时我尚年幼，懵懂不知这竟是会夺人性命的心脏病。直到如今，我也揣测不透父亲当时是否知晓这病的凶险。或许他“不敢”懂，也“不愿”懂——那双劳作的手不能停下，那点微薄的钱财，是养家的命脉，而非求医问药的资本。
后来，父亲七十岁时中风，左腿瘫痪。靠着山野草药的滋养和钢铁般的意志，他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只是再不能负荷重活。于是，这位曾经的读书人，提着毛笔（他曾年年为邻里免费书写红火喜庆的春联），跛着脚走进了邻村民校应聘教书。后来我才从父亲的复职申请材料中得知，他二十多岁时，曾是镇上最好的单位——粮管所的副站长，只因同事的倾轧排挤，一怒之下辞了公职，回乡做了田间的耕夫。
父亲的一生，是勤俭刻骨的一生。晨星未落而出，披星戴月而归。他像一棵扎根泥土的老树，在农田里挥汗如雨，用每一分气力供养儿女读书识字。他身上穿的、口中吃的，总是最粗陋的，却总想把最好的，都留给他的孩子。
农闲的夜晚，昏黄的灯光下，父亲有时会教我诵读古文。五岁稚龄，我已能背诵整篇《千字文》，这在乡间一度传为佳话。那些浸润着墨香的夜晚，悄然在我心底埋下了文学的种子，滋养了我一生。
父亲的一生，更是善良仁厚的一生。我所知所闻，他从未做过一件亏心事，总是倾其所有，帮扶困顿的乡邻。家中米缸只剩五斤米，邻家来借，他毫不犹豫地舀出三斤，只留两斤艰难度日。母亲是养猪好手，每年总有一两头肥猪出栏。屠夫常于半夜登门宰杀，待到东方既白，劳碌一夜的屠夫早已饥肠辘辘。按乡俗，主家会与屠夫共进早饭，菜肴自然是刚宰杀的新鲜猪肉——这些肉不计入整猪重量结算。许多人家便趁机挑拣上好的猪心、排骨、瘦肉，全家老小十几口人饱餐一顿。父亲却截然不同。他只选些市价低廉的肥肉，好让屠夫能多卖出些值钱的好肉。猪肉过秤时，他总让本该水平的秤杆尾部高高翘起，默默让出一两斤的分量，只为屠夫讨个“丰旺”的好彩头。父亲这些无声的善行，如同最纯净的种子，深深埋进了我幼小的心田。
父亲在八十虚岁那年，永远离开了我们。弥留之际，他紧紧拉着我的手，眼中满是不舍——不舍这人世，更不舍他牵挂一生的儿女。那一刻，我肝肠寸断，泪如雨下。父亲在世时，始终倔强地自食其力，未曾让我奉养过一天，母亲亦是如此。我工作后偶有给些家用，他们却总如珍藏宝贝般不舍得花用。直到他们溘然长逝，那些带着体温的纸币，依旧静静躺在他们破旧床铺的角落。后来，我用这些钱，体面地安葬了他们。
清晨醒来，提笔写下这些回忆。笔尖划过纸页，泪水便一次次决堤。我的文采或许平平，但我必须写下来。愿所有为人子女者都能明白：莫让时光偷走了尽孝的机会，莫待亲不在，空留“子欲养”这永恒的遗憾。这锥心之痛，切莫重蹈。我用文字记录父亲的片段，正是他留给这世界最珍贵的印记。让父亲的故事被看见、被记住，让他的生命在记忆里继续鲜活——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告慰。
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递向时光的信笺。那些关于他的病痛与坚持、委屈与豁达、苛待自己却宽厚待人的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父爱从未因离别而消失，它已化作我们血脉里的温良，化作提醒世人“珍惜当下”的永恒回响。愿我们在思念的泪光里，也能感受到父亲从未离开的目光——他一定在某个角落，为儿女活出了他的品格而深深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