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不喜欢家乡美食，我也不例外，但童年常有的饥饿让我是从心底里觉得老家吴川的东西是真好吃。
因为上过央视，炒粉在一众吴川美食中知名度最高。我说过必须蹲着才能吃得出吴川烂镬炒粉的真正风味，那也是真的。反正，在我18岁离开老家前，仅有的十数次吃炒粉经历，都是蹲着完成的。
跟炒粉用烂镬而不用完好的镬一样，人们并没有透切研究明白蹲而不坐的科学道理，但效果不同确实客观存在。久而久之，蹲吃就成了大吴川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就如日本人习惯席地而坐、印度人徒手抓饭而且必须用右手。
家乡有一个传说，改革开放初期，老家一考察团去外地参观学习，工作宴请时主人无意中发现八位客人却只有不足十只脚踏地。原来出于礼貌，老乡们不好意思蹲在餐椅上用餐，但大部分同志必须把至少一只脚丫子收起蹭在椅子上，才可能把饭吃踏实。
明炉炒粉是固定档，得梅菉镇上或公社才有，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可能说吃就吃，走村串巷的流动粉担子才是我们农家子弟的务实选择。但流动担子只有粉皮，没有炒粉。
方方薄薄的粉皮卷起来，撒上炒香了的芝麻再切段、淋上特制的韭菜油，这情景，梦里也会流出口水来。
粉皮担子的碟子筷子，一茬客人用过之后，师傅在装池塘水的木桶里过一过，再用油淋淋的旧布一抹，下一位食客接着用，没有人觉得不干净，反正我不觉得。后来社会进步人们开始意识到卫生进而讲起了卫生。如今粉皮师傅会将一个塑料袋子反套在碟子外，一位客人吃完了换个袋子套着，下一位客人再用。
白切是粤西吴川菜的一大特色，但以前只有跟随父亲出席婚宴或年例才吃得到，不像现在满街都是。被白切的不局限于鸡，猪牛羊鹅鸭狗以及它们除胆囊外的全体内脏，甚至海产的墨鱼乌贼角螺，也一样照切不误。不必对白切菜作太多的学术渲染或科学考究，我认为白切菜诞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制作简单节能环保，清水一煮捞起切件加一把盐或一碟酱油即可食用。食材干净新鲜是白切的必要条件，不清不白的东西是混不进白切行列的。
有白就有红，红是吴川菜的另一道风景。红代表了喜庆也往往是高档次的象征。传统吴川菜的制作术语里没有“烤”这个词，“烧”等同于北方的“烤”。吴川人说的烧猪烧鹅烧鸭，都是用木碳土窑烤出来的。而北方的“烧”到了大吴川，则被煲煮蒸煎炆焗炖等二十多个专有烹调动词拆分取代，每一个动词又对应着严谨的技术规范。我虽然坐拥五十多年厨房工作经验，但至今仍没能全面掌握。
跟白切一样，烤烧系列基本也得酒席上才有。极个别特殊的日子，父亲会骑车到城里的明炉档买回半斤烧鸭。切件的烧鸭连汁被大片的枇杷叶包好再用禾草绑实，母亲拆开草条全家闻到鸭子味道那一刻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这样的原始记忆令我毕业离京前对初次遇上的全聚德烤鸭大失所望，完全没有小时候对烧鸭那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水煮是家乡菜的一个重要制作方式，普遍应用于我们普通人家的日常。吴川菜的水煮与流行于大城市的水煮鱼式水煮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吴川菜的水煮是真正意义的水煮，清水加食材一见钟情直接就煮，最多加一点点盐和几滴花生油。煮好后菜汁液被严格控制在主体食物之下。锅里煮的啥上得桌来一目了然，与城里水煮鱼毛血旺之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风格。后者红通通黑乎乎油淋淋的上来，你根本不知道水有多深里面藏了掖了啥，食材好坏也只有厨师知道。你想捞鱼片，但公筷私筷潜下去搜索半天最后到手的很可能是豆芽姜片辣椒丝或豆腐块，甚至会是上一手留下来的残渣。
在漫长的童年时代，水煮的砂锅菜是我们家宴的绝对主角，水里捞来的地里拔来的，一律一煮了之。家里没有饭桌，厨具也非常简单：铝锅煲饭，铁镬炒菜，砂锅水煮。铁镬的使用机会甚低，菜碟也基本用不上了。无数个日落黄昏时刻，一家人捧着大号饭碗蹲在屋檐前的泥地上，围着地上一两个原汁原味煮好菜的砂锅，愉悦而有滋有味地把晚餐吃完。
乡下的早餐很简单，就如我儿时的思想，白粥咸菜顶多加上番薯；早餐吃剩的中午吃，于是午餐更简单，似我后来的思想。晚餐可能丰富些。晚餐内容是家庭经济现状和生活态度的最直接反映，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家庭成员奋斗的阶段效果。于是，为了充分展示人生价值，数十年来我始终沉迷于厨房制作，对家宴仪式高度重视且乐此不疲。
父亲对生活的乐观心态也体现在晚餐桌上，严格来说是体现在晚餐地上。如果晚餐主食是米饭，父亲就说“米饭抵饱，真好”；但很多时候只能喝上白粥，这时父亲就说“白粥好，解渴”。所以，我过去常说“上班真好，有会开”；如今我改成“退休甚好，不用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