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雪萍
我知道，再不开声，愿望就要落空了。
房间里的灯光，浑浊又昏暗，母亲正打开衣柜门，翻找要换洗的衣服。我躺在床上，隔着一层淡黄的粗麻蚊帐看母亲。我料定母亲是不会答应的，那可是一家人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可万一她答应了呢，我总得开个口，才会有实现的机会。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的同桌穿了一条新的背带牛仔裙，像孔雀开屏一样在我眼前晃荡。那条裙子是一抹儿的天蓝色，上面绽开雪花片一样的白，像蓝天上飘着的小朵的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牛仔风潮似乎一夜之间占据了街头巷尾所有的服装店，拥有一条牛仔裙是一种时尚的荣耀，一份可以炫耀的资本。我瞧着身上那条灰头土脸的宽大裤子，心情像被折断的秧苗一样。那裤子是邻居家姐姐不合穿了，母亲要回来后裁给我穿了。坏情绪像三月里的梅雨天气，阴冷而潮湿。那一抹花蓝宛如空中楼阁，令我着迷，让我辗转反侧，不得安宁——我知道的，我没有钱去买一条那样奢侈的裙子。但在心里，我预演了上百次向母亲开口要钱的方式。
母亲把衣柜门关上，在她走出房间按下灯光按钮的那一刻，我艰难地张了嘴：妈，我要四十块钱。我的声量低得像蚊子扇动翅膀的声音，我不敢抬头看母亲，即便在昏暗的灯光下，根本看不清她的脸。
母亲听了，转过身来。我知道她的眉头又拧成了川字——那是我熟悉的川字——下雨天，家里房顶漏雨的时候;辛苦了一年，农作物要贱价出售的时候;新学期，我们要交学费的时候……母亲额头的川字纹越来越深，像刀刻一样。我硬着头皮说，我想要买一条裙子，同桌穿的那种花蓝色的牛仔裙。母亲没听说过也没见过牛仔裙。她一辈子窝在小山村里，穿过的最阔气的一件衣服，是从广州回来探亲的小婶送给她的一件“的确良”衬衫，十五块钱，她却舍不得穿，说下田种地会弄脏。我把牛仔裙的好处说给母亲听:穿几天都不脏，不用洗，能省肥皂，还耐磨，穿几年都没问题。我特别强调“班上的女同学都买了那种牛仔裙”。
母亲静静地听，没有应声。良久，她叹了一口气，没说买，也没说不买，就转身出去了。在她按下日光灯按钮的那一刻，我的心也随之坠入了无边的黑暗。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早上回学校的时候，母亲把一叠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放进我书包的隔层里，叮嘱我买牛仔裙的时候要留心。想到近在咫尺的牛仔裙，我的心情一下子就雀跃起来，像无数只小麻雀在春天里撒欢。
我如愿以偿地买到了一条花蓝色的牛仔裙。然而，那却是一条不合身的牛仔裙。在没有合适码数的情况下，巧舌如簧的店主向我推销了一条腰部能多塞下两个拳头的牛仔裙，裙摆垂到小腿肚。然而，有什么关系呢，它足够让我在同桌面前扬眉吐气了。
周末的黄昏，我穿着那条花蓝色的牛仔裙从寄宿学校回家。回到村口，看见母亲正挑着满满两箩筐番薯赶路。母亲那天穿着一件褐色的花布衫，花布衫泛着浅白的光——那是被岁月磨蚀的痕迹。在母亲抬起手臂的时候，我看见她手肘处的衣衫裂开了一个大洞，像一只睁大的眼睛。那黑眼睛正盯着我身上的那条亮丽的牛仔裙——我感到浑身的不自在。母亲顾不上看我身上的新裙子，肩上的扁担压弯了她的脊梁。她一手搭在扁担上，一手扶着箩筐，其中一个手指缠着布条，上面有斑斑的血迹，让我触目惊心。我问母亲:妈，怎么流血了？母亲轻描淡写地说:割番薯藤的时候不小心弄的，就流了几滴血，没事！母亲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加快步伐。我一路小跑着跟在母亲的身后，看着汗水浸透她的衣衫，成络的头发粘在她黧黑的脖子上。顺着发尖滴落到地上的汗珠，沿路砸开一朵朵的小碎花。那小碎花似乎溅起来，落在我身上的牛仔裙上，沉重得令我迈不开腿。
母亲赶在收购商离开前到达收购点，好说歹说，两大筐番薯才卖了二十块钱。这个数目我记得清楚，因为在回家的途中，母亲把卖番薯的钱送到二婶家里，我候在屋外听到母亲说话的声音:上周借的四十块钱，先还一半，剩下的一半过几天再拿过来。那一刻，身上穿着的牛仔裙像是长出了千万枚银针，齐刷刷地刺向我。我终于知道，母亲和我，就像是一幅刺绣。我绣面上的生活，色彩艳丽，繁花似锦;而母亲，就像绣背——针脚纵横，繁密交错，包容了精美绣面下的自私与野蛮。
那一年，我十二岁，在结束童年生活前，我所有的虚荣心终结在那条不合穿的花蓝色牛仔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