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年
那一年，春节前夕，哥哥从部队寄来了两大包蘑菇，说是他东北的战友从家里带来的；在家务农的大姐夫给父母送来了5斤猪肉和10斤粉条；远在深圳打工的二姐，给父亲寄了200块钱。
看着这么多年货，还有父亲拿着汇款单去邮局取钱时兴奋的表情，不谙世事的我开心地说：“今年这个菜可够我吃的了……”
母亲看了我一眼，说：“是啊，今年就我们一家三口过年了。”母亲的口气里，满是惆怅，我这才想起，哥哥当兵离家已经一年多了。
那一年，父亲刚刚给爷爷奶奶盖了新房子，新年饭就在新房子里办。
母亲和奶奶一起在新厨房准备年饭，家里没有小朋友，母亲没有炸金果棒，却用大姐夫送的肉给一家人做了狮头丸子。
晚上8点多，父亲打开了17寸的黑白电视机。餐桌边上烧着煤球炉，炉子上烧着开水，一家三口围在一起包饺子。那一年的饺子包得很少，只有一大盖帘。父亲说够吃了，一起过年的人不多，吃不了多少。母亲说多包点，剩下总比吃不饱强。
母亲说人少了，过年的味儿就少了，说着就擦起了眼泪。她看着我说：“不知道你哥在部队有没有饺子吃。”
我也突然想起哥哥姐姐们，想起从前和他们坐在餐桌旁齐齐整整的样子。餐桌上，还有很多大年三十中午剩下的鸡鸭鱼肉，每一盘都只吃了三分之一，还有大半都剩着。
二姐打了电话回来，她在邮局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才轮上。父亲将电话按了免提，我听到电话那头很吵，甚至能听到别人打电话的声音。二姐说，他们放了三天假，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母亲提醒她注意休息，吃点好的……没聊几句，母亲和姐姐都哭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姐姐离我们有多远，甚至不知道深圳在哪里。只知道在南方，那里有一望无际的大海，那里有林立的工厂，那里的冬天不冷……
那是一个被思念包围的新年，母亲时不时说起哥哥，说起姐姐。在厨房，她总是说这道菜是哥哥爱吃的，说那道菜是姐姐爱吃的；在院子里，她又总是提起某年的某个春节，发生在哥哥姐姐身上的事情。在我看来，都是小得不能再小、不值得一提的事情，母亲却讲得津津有味。母亲会讲“哥哥搬柴捉到一只受伤的小鸟”“姐姐扯稻草扯出一窝鸡蛋”等让我感到稀奇的事情，她说这些的时候，像数着记忆中的珍珠，一粒一粒的。每一粒，在她嘴里，都充满着甜蜜。
那一年过年，没有人同我堆雪人，没有哥哥姐姐陪我打牌到夜深，也没有人跟我争着抢着吃饺子——家乡有个习俗，在饺子里包上一些硬币，看谁能吃到。吃到的人，就会认为是新年财运好。可那会正在读书的我，能有什么财运？
正月初一，吃完饺子，父亲还坐在餐桌旁，母亲也还没有离席。我只吃了几个饺子，就吃不下了。看我放下筷子，父亲马上侧过身来，摆好了接受我磕头的姿势。我已经跟父亲差不多高了，有些不好意思。母亲说，今年就你一个孩子在家，你磕吧，多磕几个！
“压岁钱有没有多？”
“多，多，多！”在父亲的话声里，我跪了下去。然后，又移到母亲面前，给母亲磕了三个头。
那一年，我拿到了父亲和母亲给的100块压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