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讲究无一字无来历，要求文章不写半句空，规定一定要到新闻现场。记者当久了，容易失去虚构的能力。
因此，特别佩服写小说的人，没有的事说得比真的还好。最佩服没到过现场，却写下千古雄文的人，譬如范仲淹。
仅仅凭借一幅画和好友的一个嘱托，从未到过岳阳的范仲淹，成就传世名篇《岳阳楼记》，这是怎样的一种能力？
滕子京和范仲淹是同年进士，都是朝廷的改革派，更因改革失败同为“逐臣”。范仲淹先贬邠州（今陕西彬州市），后转邓州（今河南邓州市）。滕子京也遭诬陷，一贬再贬至岳州（今湖南岳阳市）。滕子京的过人之处在于，虽命途多舛，但绝不沉沦。立朝耿介，以国事为重。不计个人荣辱，勤政为民。短短3年时间，在岳阳“治最为天下第一”。这样的人心智健全，属于打不倒的人。
滕子京不仅行政厉害，行文也相当不错。他的《与范经略求记书》，也就是请求范仲淹写题记的信，将重修岳阳楼的经过写得清楚明白，有事实有观点，文采飞扬。对照范《记》和滕《书》，会发现《岳阳楼记》的第一段，完全是根据滕子京的信概括而来，甚至有的词语都照搬过来。范文：“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滕曰：“稍增其旧制。”是也。
过去常说《岳阳楼记》是看图作文，其实，还要增加一条“看文作文”。没有滕子京，就没有岳阳楼。没有岳阳楼，就没有《岳阳楼记》。因此，这种能力是共同创作的能力。
没去过现场，还能写出人在现场能感受到的景象，靠的是雄奇的想象力。范仲淹笔下的“巴陵胜状”和“岳阳楼之大观”，就是如有天助，将湖和楼描写出超视距的美感。
同时，情景交融、物我为一的共情力尤为重要。“淫雨霏霏”共情的是志士蒙冤，忠臣见弃。“春和景明”交集的是国泰民安，宠辱偕忘。最关键的是思想力，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怀，八百里洞庭和衔远山、吞长江的岳阳楼皆与时同寂。当岳阳楼遇见范仲淹，则此楼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楼不在范仲淹的心外。从彼时而后来，岳阳楼则永在众人心中。众人心中的岳阳楼从此胸襟磊落，正大光明。
为文如此，作诗亦然。
刘禹锡的《金陵五题》是写南京的传世名篇，“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实际上他写作时从未到过南京。他曾在序言中写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来有机会到金陵附近任职，更是翘首以盼。当他看到别人写金陵的诗歌时，诗情画意，喷薄而出，吟咏出这五首脍炙人口的金陵诗篇。白居易尤其推崇《石头城》中的“潮打空城寂寞回”，白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
刘禹锡不是孤证。“诗鬼”李贺写过一首《雁门太守行》，他从未到过雁门关。
王之涣是唐代“四大边塞诗人”中唯一一个没有边塞生活经历的诗人，从未到过凉州。但他的《凉州词》是边塞诗中的上乘之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比到过现场的人写得好得多。
王翰也从未去过凉州，但他的《凉州词》不输王之涣：“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诗中神品。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从未到过边塞，唐高宗时期，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杨炯以刚健的笔锋，写下千古名作《从军行》，其中“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鼓荡出古往今来读书人的豪迈之气，也成为有志青年保家卫国的座右铭。
抗日战争时期，也有既不是东北人，也从未去过东北而写出传唱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歌曲的杰出之人。
出生于河北省定州的张寒晖是与冼星海、聂耳并称“音乐三杰”的音乐家，他一生创作了《军民大生产》《去当兵》等70多首抗战歌曲，最著名的是《松花江上》。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张寒晖当时在西安一所中学任教。古城西安街头，到处是愤怒的东北军官兵和无家可归的东北难民。张寒晖耳闻目睹，燃起了他为东北军写歌的欲望。经过不停走访、攀谈和倾听，国恨家仇在张寒晖的胸中翻腾：“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他作词并谱曲的《松花江上》震撼人心，不胫而走，迅速在全国传唱开来。
1936年底，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指挥东北军军官高唱《松花江上》。全场热泪盈眶，悲愤满腔。对于这首歌曲的巨大影响力，毛泽东高度评价：“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去过，很多苦我们没有吃过，很多生活我们从未真正体验过。但是，如果我们拥有身不能至、心能抵达的能力，如果拥有与时代相向的心、与大众相通的情，那么，万事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