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雁
深圳是没有冬天的。空气里闻不到“冷”的味道，只有日历上一个个方格在提醒：腊月到了，年关近了。我站在厨房，望着那干净整洁的灶具，心忽然飘远了——飘过这千万重楼宇，湿热的南风，落回那个蜷在川南褶皱里的小山村。
那里的冷，是扎扎实实、有棱有角的。一入冬，寒气便从四面八方浸透上来，从裸露的田埂，从墨青的竹林，从结了薄冰的水洼子里。空气吸到肺里，带着枯草与湿润泥土的气息，是“冷”本身的味道，也是“年”的气息。
“一九二九，怀中插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奶奶念着数九歌，坐在屋门口纳鞋底。我们姐弟裹着厚厚的、硬邦邦的棉袄，手指冻得通红，却偏要去田垄边敲下晶莹的冰块，看它们一点点化掉，心里却盼着：再冷些吧，冷到底，年就来了。
真正的年信，是灶王爷带来的。腊月二十三，吃完晚饭后，奶奶会把那座占半面墙的柴火灶擦得锃亮，连灶眼里的灰也掏净。灶台上的锅是黑铁大锅，被岁月磨得温润乌亮。奶奶舀一瓢清水，“刺啦”一声倒进铁锅里，煮上一搪瓷杯“净茶”，再拿出一个碗放上糖果饼干。
送灶仪式开始了。三炷香、两支红烛点燃，糖果碗和“净茶”放在旁边，灶前烧起“袱子”（四川这边烧纸钱）时，奶奶会跪在冰冷的泥地上，朝被烟火熏黑的灶壁，缓缓磕三下头。她嘴唇翕动，念着那带着韵脚的祝祷词：“一炷清香插灶边，灶神老爷要上天。灶前灶后得罪您，您好言一句带上天……”
那时我七八岁，跪在奶奶身后，心里一半是莫名的敬畏，另一半飞到了那碗糖果上。在那个年代，零嘴只有过年过节才会有。仪式简单，烧完“袱子”便算结束。接着还要移到堂屋门口，再点香，再跪拜，将灶王爷一路恭送出门。仪式结束后，整个厨房从那一刻起便静默下来，当夜灶膛不许再见一点火星。堂屋前的“袱子”燃尽，我们姐弟就能分糖了——我和弟弟一人一半。含一颗在嘴里，那甜从舌尖一路滚到心里去，连梦都是香甜的。
后来不知哪一年，送灶的人从奶奶换成了我和弟弟。烧茶、点香、念词……
有一年腊月二十三，夜里下起了小雨，听得见瓦檐上沙沙的声响。蹲在堂屋门前烧完“袱子”，火光在湿漉漉的夜色里显得格外孤清。我看着那缕缓缓升起的青烟，被雨气裹挟着向上，融进无边无际的、墨黑的雨幕里，心里忽然被一种巨大的信仰充满：举头三尺有神明，灶王爷正乘着这缕烟，飘飘摇摇，回天上去了。
送神，也得接神——那便是除夕。除夕一整天，家里的人像上足发条的钟，每个人都成了忙碌的齿轮。奶奶和妈妈在厨房蒸汽缭绕地备着祭祀用的饭菜和年夜饭；爸爸踩着高凳贴春联、挂灯笼、祭神明。我和弟弟跑前跑后递刷子、扶凳子、添柴火，偶尔偷吃一口刚炸的酥肉也不会挨骂，大人们只是笑着嗔怪一句。那是一种被纵容的喜悦，心是满的，踏实的。
年夜饭在说笑中吃完，杯盘撤下洗涮好，接灶的时刻也就到了。流程与送灶相仿，只是方向相反。厨房再次收拾得一尘不染，“净茶”煮好，糖果摆上，香烛点燃。这回要先在堂屋门口，朝着无尽夜色与正在归途的神祇，行迎接之礼。奶奶领着，我们跟着，她念起另一段祝祷：“三十晚上开大门，大门开开接灶神，灶公灶母一起接，保佑全家大小得太平……”然后回厨房，在灶前完成仪式。香烟又一次袅袅升起，这回它不再飘向渺远的天庭，而是温柔落回这烟火氤氲的方寸之地。望着那烟，你真会相信：那位掌管一家烟火、聆听锅碗瓢盆的神祇，已欣然归来，憩在灶膛余温里，准备守护新一年的安宁和康泰。
仪式毕，我会独自在厨房再待一会儿。看香头那点暗红明明灭灭，最终化成一截柔软的灰白，轻轻跌落。远远近近，爆竹声与欢笑声交织。旧岁，就在这余烟与喧响中被庄重送走。而我也一年年，从那个只惦记糖果的孩子，成了这仪式的传承者。
“妈妈，你看什么呀？”孩子的声音将我从那片遥远的烟火中拽回。他小脸光洁红润，不知严寒为何物。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那光可鉴人的灶具，那里什么都没有。
“没什么。”我摸了摸他的头，声音有些干涩。我想说些什么，却望着眼前没有柴火、没有烟囱、连油烟都能被瞬间抽走的地方，望着那按钮一拧便冒出标准蓝火的精密仪器，恍然若失。那些神秘的仪式、虔诚的敬畏、沟通天人的青烟，在这被钢铁、玻璃与Wi-Fi信号填满的方格间，该如何安放？
老家，依然在年复一年地循着旧例，将那些仪式一丝不苟地走完。可那一缕曾从奶奶手中虔诚升起，又在我手中小心接过许多年的青烟，怕是要无声无息地散了。我该如何向身旁的孩子诉说呢？那不止是袅袅的烟，那是一整套关乎团圆、敬畏、感恩与古老契约的仪式，是深扎在泥土与灶火里的、会呼吸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