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长一
我的老家，没有过年打小孩儿的习俗。
虽然没有进行调查，但我深深地坚信，普天之下也绝没有这么荒唐的习俗。可是，我过年却挨了打，且不止一次。
小孩子天性调皮，而中国人不管东西南北都信仰一条真理——那就是“黄筋条子”出好人。所以，小孩儿调皮捣蛋、受点皮肉之苦那都是家常便饭。母亲知道我的秉性，刚进腊月就给我打预防针。“正月忌头、腊月忌尾，别在过年的时候干些不听话的事情。过年挨了打，一年就有得打挨。”
我知道母亲这句话的分量，可能是年少不懂事，转过身就把这句忠告远远地甩在脑后。
记忆里第一次过年挨打，是一个除夕的中午。
每年除夕，父母都会把房屋周围那些碎的柴禾、院坝坎边的杂草，以及散落的泥土，堆在一起烧成一堆土肥。这既可为下一年筹备一些农家肥，又把房屋周围打扫干净。
这是一件可以让小孩儿打打下手的活儿，但父亲从来没有要我们帮忙。别说是除夕这一天，就是整个暑假、寒假，别人家的孩子上山放羊、下河洗衣，他却把所有时间都留给了我们写作业。后来，我们发现了这条规律，只要我们拿起书本，不管多忙的事儿，父亲都不会叫我们。时间久了，就难免干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明明两兄弟躲在一起玩耍，却要在桌子上把书本摆放得整整齐齐。
这年除夕，父亲照例给我们在院子里摆好了桌凳，他自己则开始收拾房前屋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那天总感觉脑子里昏昏沉沉，想打瞌睡。磨蹭了半天，作业本上没有写出几个字不说，还一个个东倒西歪。父亲发现我出工不出力，强忍火气坐下来对我进行思想教育。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那天过于暖和的太阳让我发困，我犟着性子和父亲理论，终于把好脾气的他惹恼了。挨打的过程我已记不清，但挨打的前奏和挨打这件事我一直记得。
第二次过年挨打，是一个大年初一的下午。
时间之所以记得这么准确，是因为每年大年初一的中午，伯父伯母、叔叔婶婶、嬢嬢姑爷们都会到我们家来相聚。明明吃的是午饭，但总是会挨到下午三四点钟，有时候甚至是天黑了才吃。时间晚不说，作为主人家的娃，我还得坐最后一轮席。那时候，我的这些亲戚鲜有外出打工的，大伙儿都守在家里打理着土地，人极多，一桌一桌坐下来，等到我们最后吃的时候，上桌的往往只剩下一些边角菜，那些大块的骨头、大片的瘦肉早已没了踪影。过年虽然有很多糖果，可我心心念念的总是桌上的那些大鱼大肉。
那年初一，我就顾不得母亲的吩咐，硬是要抢着坐第一桌。母亲当然不允许，但我在众多亲戚的护佑之下愈发认定我应该坐第一桌。这时候，讲再多的道理都是徒劳的，母亲非常果断地把我桌边上扯了下来。我挨打了，挨打的过程依然记不得了。我想，有这么多亲戚劝架，挨打的象征意义一定大于实际意义吧！再说，母亲怎么会因为这事狠狠地打我呢？
现在，我的孩子比我那两次过年挨打时的年纪还要大些。我把这两个故事讲给他听后，他去向爷爷奶奶求证真伪，他爷爷说“记不清楚了”，奶奶也说“记不得了”。
可能，父亲和母亲觉得这并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也许是因为脸皮够厚，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为这事儿觉得难堪过。又或许应了父亲说过的一句老话，“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
母亲说过，过年挨了打，就一年都得打挨。但是，我这两年挨的打却比平时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