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福平
1975年生，湖南澧县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毛泽东文学院二十四期学员。作品散见于《福建文学》《青年作家》等刊。曾获全国打工文学奖；出版有散文集《渡河之舟》。
梅姨是我的房东。2010年10月起，我一直租住她的房子，我们打交道有十几年了。每次调整房租，她总予以照顾，别的租户起码要涨租一百到两百元不等，她始终坚持只给我涨租五十元，好像单独给我制定了涨租标准。
这自然让我招来大多数租户的妒忌和不满，用摩托车载客的周胖子醋意大发，他质问我：“湖南头，房东是你家远房亲戚吗？”“没有的事！我们一个湖南人，一个广东人，我来深圳才认识她的，你胡说八道啥？”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那她咋对你这么好呢？怕是你另有所图吧。莫非，你厚着脸皮做了人家的干儿子！”租住三楼的清洁工王阿姨讥笑我说。
“我也想啊！只要她答应，我立马大摆筵席，举办一个盛大的认亲敬茶仪式，可是人家哪里瞧得上我？以她现在的条件，我做梦都不够资格哦！”我颇为无奈地说。
梅姨处事低调，平易近人。哪家租户有困难，她二话不说，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捐款捐物，还免去部分房租。她是房东，却从不仗势欺人，也不显摆老板架子，始终保持与邻为善的做人原则。
梅姨每天早晚除了去小公园跳跳广场舞、打打太极啥的，再无其它户外活动。有件事她特别上心，只要她有空，就马不停蹄地爬到楼顶，打理那片视如命根的菜园子。我平时也喜欢跑步健身、打乒乓球，有空时也会在阳台养花种草，我俩的兴趣爱好差不多。梅姨和我母亲一般年纪，她的小儿子和我同年，也许是这个缘故，她对我多了一份关爱。
梅姨每次出远门，都会在走之前再三交待我：“阿平，记得帮我打理一下楼顶的菜园子哦。”其实没必要特别交待，我也会帮她看管的。在她心里，菜园子比她的生命更重要。可梅姨总是放心不下，硬是要我当面向她立下“军令状”，她才放心出门。说白了，她就是要我把打理菜园子的事放在心上，巴不得我全天候守护在菜园子里。她还说：“你不要忘了，每天给我的菜园子浇浇水，松松土，施点肥料，最好除一下草。”
每次给她帮忙后，她都不会亏待我，回来的时候，会给我捎上一大包好吃的零食。有时候去很远的地方，如日本、泰国、新加坡，她也会给我带一些地方特色产品。或者去一河之隔的香港，也不忘给我带一些巧克力和现做的甜品答谢我。
2018年9月16日，突如其来的台风“山竹”从遥远的天际，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来到深圳。新闻早几天就报道过了：“台风只是路过，深圳不是正面登陆点。”可是，台风“山竹”不按套路出牌，还好只是擦肩而过，要是正面登陆，那可不得了，杀伤力太大了。在深圳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台风我经历过好多次，有时候，台风来来去去，一点感觉都没有。有时候天气预报也不一定那么准确，说得吓人，却虎头蛇尾悄悄地溜走了。没想到台风“山竹”是来真的，梅姨的菜园子未能幸免。只怪我太轻敌了。
台风“山竹”来之前，菜苗长势正旺，一片绿油油的，大部分都已有花蕾和挂果，眼看就要丰收了。可是，台风“山竹”光顾后，有的菜苗被拦腰斩断，有的菜被连根拔起，有的花不翼而飞，尸骨无存。梅姨看了一下她的菜园子，气得大病一场。我多次好言相劝梅姨：“您都这把年纪了，有吃有喝，光收房租都吃喝不愁。再说了，现在是信息化时代，交通又这么便利，您在网上啥东西买不到啊？更何况是几棵青菜。除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其他的，都不在话下。您何必这么辛苦种菜呢？”“你不懂的，外面买的菜不敢吃，也不好吃，根本没有以前的那个味道，还是自己种出来的菜，吃着放心。”梅姨一再坚持，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了。
梅姨的日子算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她有两三栋十层楼以上的自建民房，每个月租金很可观。五个子女，大儿子、二女儿、三女儿，相继去了香港工作，都在香港成家立业了。最小的儿子留在深圳创业，企业做得非常成功，规模不小。儿媳妇在村委物业管理处上班，有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梅姨每年在村里还有一笔可观的年终分红。我想，她这辈子的钱是花不完了。
乍一看梅姨，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点都看不出是深圳的收租婆。她从不刻意装扮自己，无论是春夏秋冬，在不出远门的前提下，时常见她脚上穿着那双猪肝色的凉拖鞋。一身休闲装，不知穿了多少年，都洗得褪色了。出门更简单，她身上背着的那个深蓝色双肩包，还是参加登山活动时领取的。肩上挎着的那只浅灰色的粗布购物袋，是参与商场购物抽奖活动的赠品。梅姨偶尔也占一下小便宜，类似这种打折促销、购物赠送礼品的活动，她都乐意参加。
如果不是赴宴会或者要出远门，梅姨打死都不会穿那双底都被磨平了的黑色单皮鞋。她还有一个习惯，每月的初一十五，她都会很早起床，洗刷完毕，再把衣服整理一下，保持干净整洁的形象。点燃香烛，来到大门口左边一百米处有供奉“土地公”的牌位面前，一字排开，放上三只小酒杯和装有苹果、橙子、香蕉等水果的拼盘。然后退三步，毕恭毕敬地双手合拢，拱手放在胸前，嘴里念叨着向“土地公”祈祷的祝词，深鞠躬拜三下。祭祀跪拜仪式结束后，她再来到客厅正中央，在坐北向南供奉“关二爷”的牌位和塑像处，同时插上三炷香，摆上水果拼盘，还有烤鸡、卤全鸭、糖醋鱼、荔香扣肉和三只小杯酒，也很虔诚地进行祭祀跪拜仪式。
梅姨每个星期都要去集市采购一次，主要是买基围虾、花甲、带鱼和大闸蟹等海鲜。吃的蔬菜都是她自己在菜园子种的，根本不用买。她要露两手，掌勺炒几道拿手的基围菜，叫上全家人一起享用。我把这叫做打牙祭。梅姨的生活很节俭，并不像某些人口中所说的深圳有钱人，顿顿吃的都是海参鲍鱼、鱼翅燕窝等高档宴席。
其实，梅姨的菜园子打理得非常好，两栋房子的地基合并起来，楼顶有四百多平方米，硬是被她种成了示范点。园子里种有青瓜、豆角、茄子、南瓜、西红柿、番薯、香瓜等。四周拐弯角的零星处还种有菊花、兰花、百合、月季、玫瑰等名花品种，又像一个花果园。看里面的布局，交错有序，搭配合理，瓜、果、菜、花各占一席，一陇陇、一条条、一沟沟，都是有规划的。梅姨的菜园子从来没有空置过，这个菜刚清除，马上种上别的菜，她不会让土地闲着。
梅姨总是闲不下来。一次闲聊中，她向我吐露出埋藏在心里几十年的秘密。她说：“我原本不是深圳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说来话长，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梅姨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前，我家几代人都是靠捕鱼为生，属疍家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赶上政府的好政策，上了岸，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我们现在成了基围人。”原来她家在上岸之前，长期生活在船上。她家乡从事捕捞的人特别多，整个村子都晒着渔具。从业人员多了，意味着大家的收入会越来越少，也会造成周边的捕捞环境越来越差，生活也会越来越困苦。所以，梅姨的父母决定找出路，只有远走他乡，去寻找更适合捕捞的环境，才能让全家人有存活下去的希望。梅姨的父母做好了不再回来的打算，和所有亲朋好友一一打招呼，收拾好全部家当，举家从广州番禺出发，驾着祖上传下来的小木帆船，一路向最南端航行。
小木帆船走走停停，他们自然无暇欣赏沿途风景。梅姨的父母一边捕捞海产品，一路与沿岸的码头、集市上的商贩进行交易，换取一些生活所需物资。小木帆船航行至珠江出海口，靠近伶仃岛附近的海域时，他们发现眼前这片宽广的海平面，心情激动得无以言表。她父亲掌舵的手，怎么也划不动了。父母窃喜之余相互对视一眼，立刻动了留下来的念头。说来也巧，梅姨也赶在这个时候降生了。梅姨的父母为了一家人能有个稳定的安身之所，首先了解一下政策，再与当地政府沟通，决定选择就近上岸。他们成为了福永街道和平村的新移民。
刚上岸的梅姨一家，也不是那么顺利。对于从来没有干过农活的父母来说，有些束手无策。早前上岸的原住民，他们辛辛苦苦围海造田开垦出来的耕地很有限，能够耕种的土地并不多，他们分了一块给梅姨的父母，但并不能满足一家人的生计问题。
梅姨的父亲经常在农闲时划着小木帆船出海捕捞，在海上与过往的商船交易，换些钱和物资贴补家用。她母亲也没闲着，背着几岁大的梅姨，带着锄头跑到孖庙码头附近的滩头去开垦荒地，种上一些瓜果蔬菜改善生活。
梅姨的母亲把种出来的瓜果蔬菜，一部分拿到集市上卖了换些柴米油盐，另外一部分拿来与小麦麸皮、玉米糠、小米一起煮熟，也能勉强填饱肚子。梅姨的母亲开荒种菜，帮了全家的大忙。
随着时间的推移，梅姨渐渐长大了，家里的生活环境有所改善。村里不断地开展围海造田民生劳动，也开垦出了更多良田平地。村里给每户分了一小块自留地用来做菜园子，梅姨家再也不用去孖庙附近的海边滩头开垦菜园子了。梅姨回忆说：“我的童年几乎都在菜园子里度过，不是跟着母亲去开荒种菜，就是跟着母亲去卖菜。我的学费都是靠卖菜赚的钱交纳的，剩余的钱就买布料缝衣服。”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梅姨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太恋家，不愿意外嫁，所以嫁到本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深圳的发展尤为活跃。和平村不甘落后，跟上改革发展的轨道前行，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没有几年功夫，和平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集体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开发利用，有规划、有步骤地开发一大批新项目。放眼望去，一栋栋工业厂房、商住楼，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村里闲置的土地越来越少，想像以前一样开垦一块自留地种菜，比登天还难。现在的和平村今非昔比，不再是以养殖业和农业为主，而是工业和商业的强村，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方。梅姨只好在旧村与新村之间的插花地，偷偷种几棵香葱大蒜解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和平村再次掀起大开发运动。村里拆旧建新，征收仅剩不多的闲置土地，开荒种菜成了奢望。
梅姨一家也搬进了村集体修建的楼房里，享受着五星级酒店般的优质服务。村里再也没有了滩头、荒地、浅海围海造的田和自留地、插花地了，梅姨只好把菜园子搬上屋顶去，继续“开荒”种菜。我知道，梅姨种的不只是菜，更是在繁华的都市里，打造一片她心中的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