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斯
即便不读书，现代人也大概率生活在某种流行文化氛围中，塑造这种氛围的可能是书籍、影视作品、综艺节目或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和热梗。
如果要为中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大众流行文化寻找坐标，我会把金庸当做起点，刘慈欣作为转折点，转折点之后，我们大概已经失去了共同的故事。诚然，流行文化还在一波一波地更迭，但没有故事再成为所有人的故事。
按照我个人的观察，大概从2015年开始，关于金庸作品的讨论从大众流行文化的中心退场，它逐渐成为一种经典但不再活跃的文化遗产。其中的原因很多，可能有无穷无尽影视化改编带来的过度消耗，可能有武侠题材的退流行，可能有从报刊、书籍到电视台的大众传媒的衰落。
在大众传媒刚刚普及的年代，金庸构建了一个极其诱人的成人童话，它投射了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浪漫想象，那里虽然有纷争，但核心仍是善恶有报，只要心存侠义，哪怕掉下悬崖，等待你的也是绝世秘籍。
这恰恰构建了一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式想象的共同体，当人与人之间因为同一个故事而产生情感的强连接，大家也可以共享关于正义与阶层跨越的时代精神。
然而，当内卷与入侵生活世界的系统成为时代的主题，金庸式的侠义童话失效了。现代人无法再相信自己掉下悬崖时会被温柔地接住，也不相信掉下悬崖后还能有一番触底反弹的奇遇。于是，《三体》接过了接力棒。它道出了现代社会的集体潜意识：资源匮乏，他人即地狱。
只是，《三体》的流行并没有重建共同体，反而确认了共同体的消亡。
“宇宙是一座黑暗的森林，他人是带枪的猎人，任何暴露自己的人都会被消灭。”共享这套流行文化的人达成的是关于世界“黑暗森林”本质的智力上的共识，却在情感上依旧彼此疏离。
在《三体》这个转折点之后，我们亲历了大众媒体的彻底崩塌。在由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里，再也没有一部小说、一部剧集能够像当年的金庸作品一样，穿透不同阶层、年龄和地域，让人情感共振。
在这个后共同体时代，我们不再围坐在篝火旁听同一个故事，人们共享的或许只有焦虑，焦虑个人要如何做才能在残酷竞争中避免被淘汰。焦虑可以让我们抱团吐槽、消解崇高，使用“降维打击”“二向箔”这样的梗，但它无法提供一个共同的叙事，让原子们重新凝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