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1280）正月，被俘达两年的文天祥被元廷关入大都牢狱。从该月到二月止，文天祥撰写了一部名为《集杜诗》的完整诗集。所谓“集杜诗”，就是文天祥将杜甫的诗歌拆散，重新组合成完全不同的新诗。
与杜甫产生交集，文天祥给出的理由是：“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选择“诵杜诗”，当是杜甫的忧患意识与对乱世苍生的悲悯之情唤起文天祥的共鸣，结果他发现，“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一个人想说的话被别人率先说出，就说明二人气息相通、立场相通、精神相通，乃至文天祥惊异而坦诚地说道：“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
越读，越觉得杜甫的诗就是自己的诗，说明文天祥已自觉将杜甫等同于自己。今人读过该言后也会觉得，杜甫是什么样的人，文天祥就是什么样的人，杜甫对苍生怀抱怎样的悲悯，文天祥就怀抱怎样的悲悯，杜甫对社稷有怎样的忧患，文天祥也就有怎样的忧患。虽然他们身处的时代不同、个人经历不同、身份不同，甚至结局不同，但不论哪朝哪代，人世坎坷的性质一样，人所产生的悲悯质地一样，对人事所抱的态度一样。这就决定了文天祥在生命的最后三年，视杜甫为唯一的精神伴侣，他也才会由衷写道：“子美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
文天祥将杜甫的五言诗“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这固然需要文天祥的才情，更需要对原诗有旁人未曾抵及的理解。杜甫在唐朝无一知己可言，宋朝却出现“千家注杜”的盛况，文天祥编撰《集杜诗》与“注”无关，它更像两个赤子在时空跨越后的紧密融合。当杜甫的一行行诗歌在文天祥的重新组合下，既焕发出另一番魅力，还彰显了另一番独属文天祥的心头块垒。
从整部《集杜诗》来看，文天祥不仅在集诗时匠心独运，还在编排上花费不少精力。这部诗集的第一首诗题为《社稷第一》。从诗名可见文天祥心中所重，不妨一看：“南纪连铜柱（《送李晋肃入蜀》），煌煌太宗业（《北征》）。始谋谁其间（《苦热呈阳中丞》），风雨秋一叶（《故李光弼司徒》）。”
就此可见，《集杜诗》的编撰，绝非文天祥“无所为”的结果，而是在一种求死不得的煎熬中，靠近一颗伟大的心灵来“写本心”。杜甫经历的是山河破碎，文天祥经历的则是比山河破碎更惨烈的亡国之痛，杜甫不具有的“杀身成仁”在文天祥这里是尖锐的渴望，从诗集的完成效果来看，文天祥不仅达到了杜甫之境，还体现出“吾何患焉”的凛然节操。
从这部《集杜诗》中还能够体会，文天祥坚不降元，与他对杜甫的人格认识有着巨大的关系。入狱后以杜甫的精神为伴，是为文天祥增加了一块最为关键和最有分量的忠烈砝码。通过杜诗，文天祥将自己的心路重新走了一遍，当他确认只有杜甫才能与自己产生心灵至深的交融时，就决定了他最后以身殉国的壮烈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