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艺洁
最近在读汪曾祺的文集《晚翠文谈》，反复被老先生的“慢”与“拙”所打动，联想到他在文坛的“大器晚成”，就更觉得“晚翠”的真意远比字面意思来得有美感，有诗意，有分量。
书名是用了“枇杷晚翠”这个典的，因为枇杷叶大而厚，经冬不落，逢霜犹绿，遇雪更青。汪曾祺称这书名有点“夫子自道”的意思，因为“自二十岁起，开始弄文学，蹉跎断续，四十余年，而发表东西比较多，则在六十岁以后。”话虽如此，但对这“晚”，他却非但没有一点悲怨，反而很欣慰。
汪曾祺的文字里，从来没有“人生苦短”的焦灼，多的是“慢一点又如何”的底气。他写《葡萄月令》，十二个月的农事，不急不躁地铺陈开来，令时间仿佛成了他笔下涓涓的水流；他写《端午的鸭蛋》，有鸭蛋的油亮咸香，也有萤火的忽明忽暗，是童年记忆在岁月里腌出的润泽透亮；他写《受戒》，笔调清新如露，小英子赤脚踩出的水花，溅起的是未被世俗侵染的干净；他写《大淖记事》，锡匠们的义气与巧云的倔强一同在市井烟火里蒸腾出人性的暖意，不乏神来之笔，丝毫不见刻意。这些文字，像他故乡高邮的河水，不疾不徐地流淌，却能在转弯处，映出旖旎透亮的霞光。我很难想象，一个在二十出头就展露才华，极有可能年少成名，却在随后的三十年间被埋没的人，还能如此从容不迫地写出来，写下去。又或许，正是这半生沉寂才写就了他的文学宣言，也成了他的人生注解？
翻开《晚翠文谈》，随处可见这样的自洽：“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较‘事理通达，心平气和’了。”“经过三四十年缓慢的，有点孤独的思索，我对生活、对文学有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并且这点看法正像纽子大的枇杷果粒一样渐趋成熟。”“我也许还不那么老，这是沾了我‘来晚了’的光。”或许，正是这份对“晚”的坦荡，让汪曾祺的文字始终怀着温润冲淡的底色。当同龄人忙着总结一生时，他还在兴味盎然地写街坊蒸的包子、雨后的臭豆腐、给蝈蝈喂辣椒。他将生活过成了散文，又把散文写成了生活，如此的欢快活泼，苍翠蓬勃，哪里有一点老态呢？
一个经历过风霜的人，如果没有从内心真正舒展开来，是无法显出孩子气的。于沉寂中坚守，不愤怒，不颓丧，不强撑，只以低眉的庄严向深邃处扎根，才能穿越沧桑，保有岁月不败的天真。在六十岁后迎来创作高峰的汪曾祺，从未将“晚成”视为一种迟来的补偿，而是坦然接受生命的节奏，不紧不慢地耕作，直到故事在该成熟的时候成熟。这种“晚”，是在错漏百出的命运中淬炼出温柔与澄澈，其中的豁达是对自身时序的尊重，也是对生命韧性的欣赏。
反观当下，一切，包括文学都被纳入了可复制的商品逻辑。畅销书需趁热打榜，自媒体要日更万字，甚至连“诗意”都被包装成了速食鸡汤打包出售，不管有毒还是没毒。“流量焦虑”迫使创作者不断追赶热点，近乎疯狂地追求“早成名”“早变现”，难有勇气沉淀，更不消说沉寂。可是，真正的文学价值并不在于即时反馈，而在于它能否在文化工业的轰鸣中保持静默。这种静默，不是无力，而是为艺术的灵光所保留的栖息地。在那里，一切如同枇杷树般遵从内在时序，不因春风早而急着开花，也不因寒冬长而放弃结果。在那里，一切都有着沉默的根系，不再试图证明什么，而是让事物如其所是地泰然显现。
当世间信奉“早”与“快”，当众人皆爱“热”与“鲜”，不妨积攒缓慢的勇气，咀嚼四季的况味。人，总应该有办法活成一株晚翠的枇杷，在百妍喧哗时默默着花，在无人关注时硕果满枝，在万木萧疏时苍绿如故。而后，在时间之外，无声捧出一树金灿灿的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