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鸿
（接上期）
迁界驱离家乡时，西乡人温阿贵一家六口被迫走上逃亡之路。
他们辗转流徙，一路上，老父亲老母亲病亡，女儿异地嫁人，儿子当兵服役。康熙八年逐步展界复乡，温阿贵和老婆回到被烧毁的家中，在废墟中重建屋舍。女儿、儿子则是多年后，才先后回来的。老婆娘家亲人，也是差不多的时间里，跟随还乡人流，回到了固戍，两个老人长眠在了逃亡的路上。
类似这样的家庭，算是幸运的。大多数家庭人口残缺，更为悲惨的是，全家病死无归，整户销亡。温阿贵两个好兄弟，一个在斗殴中被人打死，一个拖着一条断腿回来。不堪回首，各自逃亡求生的七年。
在凋零的村庄里，温阿贵和幸存的乡亲们一道，在返乡的欣喜与物是人非的悲伤交集中，一砖一瓦重建家园，一锄一铲打理荒芜的土地。虽然赶上了这一季的农时，但是，七年的光景再也追不回，沿海百姓失去的生命、尊严，再也无法重来。
在西乡圩的断壁残垣中，幸存的乡亲们一家家开始重建，在北帝古庙的废墟里，人们清出了那个铁铸的巨鼎，点燃了香火，祈愿北帝老爷给乡亲们加持，赋予克服艰难困境的力量。四乡六邻的热心村民，很快就组织了新的议事会，着手商议复建北帝庙的事宜。
每次来到西乡街上，温阿贵都不觉有一丝难过，因为再也见不到北帝庙门口那个瞎子刘了。许多乡亲都和温阿贵一样，经常会想起康熙元年正月那场大雨过后，瞎子刘令人感到怪异的预言。
相比于一家一户，一村一乡，重新设立县治的新安县社会生活，农业、盐业生产的重新恢复，更是困难重重。康熙九年（1670年）七月，新任知县李可成到任，接手了这个满目疮痍的滨海县域，这位来自遥远的东北铁岭的县官，内心是何等的迷茫。
在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复修《新安县志》的序言中，这位知县这样写道：
知县可成于复邑之次岁庚戌秋，承乏于斯，计迁而复，几十载矣。老幼委沟壑，壮者散四方。每登高一望，荒草颓垣，即欲闻泽雁之鸣，沓不可得，岂无孑遗；虽加意招徕，颠沛难存也。于是资之牛种，辟菜开疆，教以鸠，居于茅，撤土盖，越一岁而归来仅有者，又越一岁而归来少有者。维时县治久墟，无内外防。每朔望，集一二遗黎，勖以耕凿，荒土立谈，未尝不相对欷泣下。盖手口荼苦，官与民均在。况瘁中尤可虑者，孤城临海，面接大洋，佛堂门为全粤门户。萑符未靖，伏莽多虞，苟非外御，何可内宁。爰诹爰度。凡城垣县治、台寨营盘，靡不捐资修葺，以捍外侮，于时庶政，可次第举也。升田赋井将拓矣，兴教化弦诵起矣，崇湮祝人神和矣，饬防御守望严矣。古人生聚教养，需二十年……
从此，李可成和后任的知县们，展开了持续十多年的“招民开荒”历程，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要务是，想尽千方百计，从周边地区招募人丁劳力，补充到新安县的各个村庄，让他们加入到恢复生产，重振经济的行列里。但是，面对这一块伤痕累累的土地，愿意迁入者极为少数，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全县的人口才达到4525人。
虽然沿海诸省已经实施展界复乡，但是，从国家层面而言，肇始于康熙元年的“禁海令”，尚未正式废除。
直至康熙廿二年（1683年），台湾收复，来自东南海上的郑氏势力威胁不复存在，沿海开始放宽通航捕捞管制。康熙廿三年（1684年），朝廷正式下诏，取消禁海迁界的法令，沿海岛屿居民得以恢复正常生活，社会趋向稳定，经济日渐复苏。（未完待续）
摘自《祠堂记：巡抚王来任的来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