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启键
人生由一段段不同的经历组成，每段经历相互衔接又独一无二。上个月下旬为姑母庆贺83岁生日，我们四兄弟再次谈起童年在四川的经历，他们的记忆较为模糊，年长五六岁的我相对而言记忆是清晰而丰富的。
姑父、姑母决定在1972年8月带我的奶奶和我、我的弟弟，连同他们的两个儿子一起到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县生活，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的生身之父因肺结核在大埔中学副校长岗位上去世。那时，我六岁半，弟弟才一岁半。知道我的母亲会改嫁，目不识丁而生性倔犟的奶奶执意要带着我和弟弟在湖寮镇的坳背小山村生活。其时奶奶已66岁。
作为军队干部被国防科工委选调支持国家“三线”重点项目建设，而在江油工作的姑父，是怎样与姑母商量的，我一无所知。举家七口要出远门，却是大事件。
姑父生前曾说起，从大埔去四川成都有两条火车线路。一条经京广线，路程短而顺，但大埔到广州要坐一整天的长途汽车，姑父担心老人和小孩受不了，便决定先乘汽车前往邻近的福建省龙岩，坐火车到上海转车再到成都，然后往江油。出发前一天，一家老小住在大埔汽车站附近的东风旅社。我的叔公放心不下，专门陪同送至龙岩。
到了龙岩后，姑父带着我先去火车站托运大大小小的木制家具和行李，取回了小纸卡状的火车票。上火车时，我是可以帮助长辈拿点搪瓷脸盆之类的小物件的，弟弟们则要抱着或背着上车。绿皮火车在一声鸣笛后有节奏地呼着气徐徐开动，我好奇地找到卧铺对面的座位，倚窗看着洒满月色的风景快速倒退。山里的孩子，就这么出远门了。
几天后抵达上海，住在姑父的舅舅位于闵行区的三层里弄住宅里。姑父忙于接收转运家具行李。在上海近半个月的停留期间，从舅公儿子南叔自己淘零件组装的机身扁长的黑白电视屏上，看了越南进口的电影《阿福的故事》。还去了动物园，看见了外滩大钟楼、黄浦江等，印象颇深。
火车快到终点站成都时，乘客越来越少，空旷的车厢里，乘务员与姑父、姑母聊起天来。他们对这老小七口之家挺好奇的，因为我弟弟和两位表弟都是1969年至1970年出生的，三兄弟年龄相近。他们轮番过来围观，逗我们玩之余，啧啧赞叹眼前的年轻军官的壮举。懵懂间，我感受他们投来的怜悯目光。交谈时，他们称我是“孤儿”，我记得当时自己很不高兴，嗤之以鼻。我压根底就不认为自己是“孤儿”。
到了成都，全家人挤在装满家具行李的解放牌敞篷货车，来到江油县一个小镇旁叫“三千米”的驻地。这里与梓潼县仅隔了一条小溪，是没有通信地址，仅有数字代码的神秘地方。
那天，姑母给了我一个绣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半旧军用书包，里面有书本、笔盒，还装着几条生葱和几颗大蒜。姑母说：“要开始上学了，带上葱蒜，希望你读书聪明会算。”我是雀跃般地跟着姑母来到小镇学校读书。八岁学童长得较高，我坐在最后一排。
老师和同学都称我“小广东”，因只会讲客家话，有过一段时间语言交流障碍，但很快也就适应了。第一学期，我的语文、数学都是100分。姑父、姑母高兴地表示如果下次两科满百分，便奖励两个鸡蛋。可是，从此后，我没能争取到获奖机会，大概是因江油有太多好玩的。
住宅区是用红砖垒的二层小楼房，依山而建。上方是不陡的山坡，右间有个大草坪，下方有小水库和溪流。那片山野是我们兄弟和玩伴天然的“战场”。捉迷藏、“斗鸡”（双手支起一条脚用膝盖互相攻击）、打折成三角形的烟盒、放用报纸做的风筝、摔跤等当时流行的玩法，我们都玩。只是弟弟们都太小，我狂野地玩耍之际，还要看着点他们。
最有意思的是爬到桑树上采桑葚。红得发紫发黑的往往在树冠，三番几次摔倒后掌握了爬树的平衡技法。自己先尝着好吃后，摘来扔给树下的弟弟们。当哥哥要有担当啊，总不能看着弟弟们吃那随手可得的半红果子。一次，吃得太多头发晕，步履踉跄，许是熟透的桑葚变成了酒果。
山坡上种着不少红高粱，没人告知高粱杆可以像甘蔗那样嚼出甜汁，但我们都懂。冬天里，干枯的丝瓜藤，我们折来像大人抽烟一样，点着后当烟抽，呛得要命。一次，我们翻过山后，走进了一个小村庄，进了用茅草作顶的土房子里，见到一位农妇。她喜笑颜开问我们是哪里人、姓什么等，还叫我们到热气腾腾的灶前，从煮着粥的锅壁铲下几块半透明的东西说：“黄儿黄儿，来来来，掐（吃）锅巴！”四川人的纯朴和热情，在舌尖上感受到了。
小溪旁密实地长着不少鱼腥草。这种野生的凉血消炎草药，在老家是少见的。因此，我们常采些回家。一次，在草丛河边看见一只硕大的青蛙，刚想伸手去捉，突然发现附近有一条盘着的蛇竖起头、吐着信子望过来，我拔脚逃跑。在溪里玩着玩着，胆子越发大起来。一次，把衣服脱了扔在石上，在水里比划着学“洗身子”（客家话：游泳）。一个弟弟把此事说漏嘴了。从此，长辈们禁止我们去玩水冒险。那段时间，我也很少带这位“告密”的弟弟出去玩。
贪玩，始终是有风险的。那是一个周日上午，我和来自河南的一位同学分别带一个弟弟来到河边玩，听见有水泵房传来哗哗的流水声，进去发现下方的流水带动石磨滚动压磨圆槽里的红高粱。我和同学分别交代弟弟在旁边别走动，不约而同地爬进去坐在连接中轴与磨盘的横梁上，随石磨转圈圈。过了一会，同学弟弟手里的乒乓球掉在石板上，弹着滚进磨槽里。意识到了危险，我们大叫“别过来”，但声音被水声掩盖了，同学那学步不久的弟弟上前伸手捡球，被石磨绊倒在槽旁，石磨再经过时，眼见其血往外涌，我们跳下来，赶紧把小弟拉扯出来。同学抱着浑身是血、已无声息的弟弟大哭，急忙往大路医院方向奔跑。很快，有大人们发现了事故，叫我和弟弟赶紧回家。后面的事我无从得知，血淋淋的场面至今难忘。而对危险的规避观念也在幼小的心灵埋下。
后来，我转学到了住宅区旁不远的工厂子弟学校——育新学校读书。这里比镇里小学条件要好很多，不必忍受木板架起来的蹲厕臭气和苍蝇的困扰。我学大人的样子，在单杠上玩前后滚翻，也勇敢地凑近大人们投篮的球场边捡篮球学投球。一次，像大人一样从卡车厢跳下，可能是脚后跟先着地，眼前一黑栽倒在地，感觉自己死了一回。还有一次，捡起路边的小石子扔向行驶中的货车，砸在门边，司机叔叔停下车追上来拎起我的后颈衣领踢了我几脚。从此，知道顽劣的行为要付出挨揍的代价。
祖母对我的看管是比较严的，但她老人家要帮忙照顾弟弟们，于是，我在夜晚常遛出去到学校操场或大草坪“偷”看露天电影。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样板戏”都看过了，还看了《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及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等电影。一次，大草坪正放着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放映员用喇叭扩音告诉大家：此刻，我国成功发射卫星，正传回《东方红》歌曲。山野间立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接着，每个人都聆听到了《东方红》神曲。
作为家里孩子中的“老大”，我比弟弟们早些懂事。但因贪玩和顽皮，没少受老祖母“爱之深、责之切”的严苛责打。帮做家务，我是从不推辞的。刚上学不久，姑母交给我五角钱，叫我到墟镇买酱油，我不由分说跑步前去，会把买剩的零钱如数交还。姑母叫我把自己的衣服先洗一遍她再洗，我二话不说立即开干，哪怕是冷得手脚发麻的冬天。我也常跟姑母去种菜，跟着姑父劈柴、做蜂窝煤，虽帮不上什么忙，但足以感受劳动的苦乐。直至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保持着在洗澡之余随手把自己内裤洗净的习惯。
前后三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姑父奉命调回广州军区驻衡阳耒阳部队。姑母当时在忠兴镇教书，因学期中间姑母不便调动，姑父带着以“水土不服”吵着要回大埔老家的祖母，连同我和弟弟，一起先行来到耒阳。几个月后再返回江油接姑母和两个弟弟。
有一件事启发了我的认知。祖母初到江油时脸色红润，身体状况很好。一天，听到楼下有人哭得悲痛欲绝，并见白布裹着的尸体被抬上卡车，听说是送到火葬场烧掉，此事对祖母刺激很大。她认为，人死后要“入土为安”，怎么可以一烧了之？于是开始提出要回大埔老家，才能落叶归根。身体状况日渐变差，还出现水肿、便血等情况。这种情况在后来随军生活到耒阳后更严重。直至因“水土不服”结束随军生活回到坳背村，才症状全消。老人家享93岁无疾而终，入土为安。年幼的我当时就明白，人的心病真会引发疾病。
我一直庆幸在遭遇家庭变故后能生活在这样特殊的家庭里。姑父、姑母对我两兄弟一直视同己出，真做到了对侄子和对儿子一视同仁。生性敏感的我没有丝毫“寄人篱下”的感觉，更没有所谓“孤儿”的孤苦。姑父曾说过一句话：我不相信你们四兄弟都是“泥蛇”，不会有条“青竹蛇”。朦胧中觉得，姑父用激将法教导我们要奋发图强。
在物质极为匮乏的上世纪70年代，两个人微薄的工资收入要维持七口之家的生计，是异常艰苦的。抚育两个侄子，本不是他们的义务。姑母尚且可理解为念着兄妹血肉之情善待两个外家侄子，而姑父是可以不理会的。姑父做到了凡人所做不到的慈爱，着实感动了不少人。在江油，姑父的一位同事把她儿子穿的一件深灰色、齐膝长的小棉褂给我穿。它在寒冷的冬天抵御了风雪的侵袭，至今我仍觉得温暖。我生身之母直至现在还不断地在我面前强调，“没有姑父姑母就没有你们兄弟的今天”。
姑父生前称自己是“放牛娃”。他幼年丧母，小学辍学后就参与农耕劳动。入伍后曾两度赴越南参战。他说，自己的命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经历过极度的困窘、战火的洗礼，他仍保持着善良、仁厚的品格，更有着伟丈夫的担当。
当我已成家立业、为人之父，当年岁渐增、阅人无数，我心生疑问：在那许多人生活自顾不暇的岁月，姑父带着一家老小背负沉重的生活负担远走他乡，他的胆魄从何而来？
19岁那年，我参加工作后的春节，姑父备好节礼，让我去看望嫁到西河镇乌石坪的生身之母。尽管我心存芥蒂，还是顺从而行。姑父要我学会感恩的意图，直至多年后我才想明白。在我的印象中，姑父从来没有要求我为他做什么。当我力所能及、稍微表达感恩之意时，他评价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他对我的恩典，哪里是“滴水”呢？而我的报答又何尝“涌泉”了呢？
江油的岁月，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用童真的眼，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经历了心志磨砺；感受姑父的大爱，感受一个男人坚不可摧的意志。
经受艰辛与困苦，生命是有韧性和张力的。至今，我的人生路上，仍闪耀着姑父黄育杭留下的人性光芒。
人世间最大的无奈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姑父逝世后的11个春与秋，我用追养继孝的仪式怀念追思，也照顾着姑父临终前放心不下的姑母。
从蒙昧到警醒，从拘谨到从容，我一直在学习、在领悟。
姑父驾鹤成仙，而我常感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