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子
诗人、评论家、散文家，安徽寿县人，历任《诗潮》《诗歌月刊》等期刊兼职编辑，现居深圳宝安。1984年开始诗歌写作，著有诗集《木质状态》《怀孕的纸》等。
我和孙向学先生是2009年3月份认识的。
当时，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温远辉（1963-2019）来宝安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见座谈会名单没有我，马上问活动召集人孙向学：“樊子为什么没有来参加？”孙向学被问得一头雾水，他不知道樊子是何许人也。既然温主席关心了，他马上电话联系在外地出差的宝安作家唐成茂，才得知樊子是一个编辑、诗人，来宝安落脚不久。
孙向学从唐成茂要了我的电话，马上拨过来。座谈会开了一半，我匆匆赶到会场。这是我和孙向学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来宝安之前，我就对宝安作家有了个基本的了解，知道徐东、孙向学、郭建勋、吴君、唐成茂、张伟明等作家，也从网上读了一点他们的东西，想日后交往中有话题可谈。
孙向学是我作家朋友中鲜有的英俊者，身板挺拔如松，雪衣黑发，神仪明秀，朗目疏眉。他在任何场合都给人一种清朗之感，白衬衫，黑西裤，锃亮的皮鞋，整齐的黑发，洁白的牙齿，似有古语中“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样子。
汪曾祺在随笔《老舍先生》一文中写道：“老舍先生很好客，每天下午，来访的客人不断。作家、画家、戏曲、曲艺演员……老舍先生都是以礼相待，谈得很投机。”孙向学也很好客，从我接触孙向学到成为同事，直至他前天离世，近十六年的时间里，好像他天天在大摆宴席，从未间断过，地点固定在他家楼下的酒店，往来的客人若流水，潮来潮去，鱼龙混杂，我时常不明白，如此清朗的孙向学为何乐此不疲？
同孙向学交往自然从他的酒局上开始，第一次见面后，次日晚上他就摆了两桌酒席邀请宝安知名的作家、诗人来给我接风，我委实很感动。酒桌上我一口一声喊孙老师，他当时就说别文绉绉的，大家都喊我老孙，以后就叫我老孙得咧。
2010年，老孙邀请我参与编辑《西乡文学》年刊，是副主编。老孙不会电脑，每份约稿的电子版稿件必须打印出来，要求我和青年诗人李双鱼仔细校对后由他再审，然后是排版、打样、修改版式，再排版、校对，周而复始，最后老孙拿着直尺按在样刊上一行行认真校对，有时候他看稿看得眼睛累了，就戴上老花镜、拿着放大镜看。对老孙这股劲儿我表示钦佩，老孙乐呵呵地说虽然是一本街道刊物，我们更要谨慎，不能出现错别字、病句，闹出笑话就不好了。这俨然和在酒桌上随意的老孙判若两人，酒桌上的老孙十次有九次是喝大酒，喝到尽兴时，卷起袖子，弯着腰，行酒令，划广西拳，掰手腕斗酒，整个酒店弥漫着划拳和喝酒的嘈杂声。
老孙这种在酒桌上的肆意行为和平时整洁的穿着、平和的言行极不统一，这可能是他释压的一种方式吧。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不同的面孔，哪个面孔更接近真实的自己，有时也很难说清楚，比如一向温文尔雅的孙向学常常在酒桌上“故事”不断，强行搂着莫言划拳，把满杯酒递到王蒙嘴边非要老先生喝下不可，和陈东捷、邓一光在酒桌上掰手腕比力气……
有了编辑《西乡文学》的磨合，2011年夏我向老孙建议改版《西乡文学》，由年刊改为季刊，孙向学认为这个建议好，让我出具体方案，他认为深圳有《罗湖文艺》《南山文艺》《羊台山》，我们就起名叫《伶仃洋》，有湖有山有洋，再说西乡本身在伶仃洋东岸，这样更有说辞和来由了。
2011年9月，由孙向学、我、李双鱼、陈再见组成改版后刊物的编辑团队，编辑部设在西乡体育中心一处办公楼里。从2011年秋季开始着手创刊号编辑工作，到2012年2月《伶仃洋》正式创刊，老孙的严谨态度再次体现，比如临近印刷时，他又一遍遍拿着尺子翻动样刊一行行仔细看着，突然大声骂了起来，吓得我们一哆嗦，原来一个名家的小说出现两处错别字。随即，老孙召开编辑部会议，他拍桌子，骂娘，说樊子你这个责编怎么当的，你还是什么狗屁资深编辑，连基本常识都不懂，名家就没有错别字？我们编稿子，最不放心的就是名家的……老孙就差没有拿手指指到我脸上骂，说实话，我从没有受到过如此的“羞辱”。
阅稿、审稿是件苦差，孙向学就教我们一个方法：点开邮件，先找作者的简介看，对那些华而不实、简介像裹脚布又臭又长的第一时间做删除处理。他特别反感的几个作家，一个写小说的，在简介里突出已出版300万字的小说，实际上该人没有在任何正规刊物上发表作品。另一个是写散文的，在简介里写曾在《××文学》发表过散文，老孙就较起真来，打电话去问他是哪年哪期发的？要知道，几十年了，深圳作家能在《××文学》发过作品的，一只手的数字都没有。还有一个写诗的，简介里是一大堆诗歌奖，老孙鄙视地说都是路摊货，花钱买的。
其实，我和老孙有过两次激烈的争吵。一次吵架是在编《伶仃洋》2012年夏季号时候，是封面设计问题，我认为老孙定版的封面设计太土了，创刊号已土得掉渣了，现在夏季号还是如此，深圳本身是设计之都创意之城，而我们的杂志像着背心外穿西装着灯笼裤穿布鞋的人。第二次争吵是在编秋季号的时候，这次争吵尤为激烈。老孙把《伶仃洋》界定为深圳的《人民文学》，当时《小说选刊》等刊物已经选载《伶仃洋》不少作品，《南方日报》来采访，《宝安日报》更是给予关注。老孙信心满满，要倾心把《伶仃洋》打造成中国内刊界的天花板。我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伶仃洋》只是一个街道级的内刊，不应夸大其作用和影响力，也不应该把主要版面留给名家大家，而应该多关注身边的作者。老孙听我这样一说甚是气愤，他拍桌子对我吼道：“你是主编还是我是主编？”
我和老孙就这样不欢而散，我退出由自己倡办的杂志。
从2013年开始，我几乎断绝了和老孙的交往，我退出《伶仃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去编辑部坐班，想兼职，多拿一份工资，当时手头也比较拮据，就试探老孙意思，老孙阴沉着脸，说：“不行！还有几本杂志要编，要么专职，要么就离开！”当时不能说我对老孙没有怒气。
2015年12月，几位宝安作家得知我和老孙之间有了裂痕想出面调解一下，邀请我参加老孙的饭局。事后得知，是老孙主动让他们喊我的，他怕冒失约我，我不给面子。徐东劝我，大家都一把年纪了，不应该像个孩子般怄气，本来心胸都很宽阔的，现在闹成老死不相往来了，实在不该！我犹豫片刻，答应去参加后，马上接到老孙的电话，老孙在电话里亲切地说：“哎哟，樊子啊樊子，想死啦，晚上过来好好搞几杯！”近三年没有和老孙见面，他还是穿着干净、整齐，不显老，酒量依旧大。那晚，老孙搂着我，说了很多，多半是道歉的话。我眼睛也湿润了，说孙老师你年长我七岁，应该我先道歉，我来请客，老孙哈哈大笑，指着我骂道；“这狗日的樊子，还装模作样一口一个孙老师！”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从2016年5月开始，老孙写诗歌了，每次写好，第一时间微信发给我看，我觉得老孙写诗是件好事，莫言、贾平凹、阿来都写诗，一个小说家能写诗对小说的语言和气氛的营造肯定有所裨益的。老孙很在乎我的意见，每次给我看作品时就急切地问写得咋样。我说：“老孙呀，你的诗歌写作理念还停留在徐志摩时代，写小桥必须有垂柳，写松树肯定有白鹤，写黄河不用看会联想到母亲……”我真没有想到像老孙这样自持才高的人，在诗歌写作上能够虚心听进我的看法，有的作品他按照我的看法反复修改，比如他发在2019年1期《中国作家》上的小诗《致初恋》来回修改不下十次。
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在其诗作《哀歌》中写道：“谁能从再见这个词了解/离别在将来的含义。”2025年8月9日晚上9点13分，接到作家郭建勋的电话才惊闻噩耗：老孙于8月9日中午不幸去世，享年65岁。我一下陷入极度的悲伤之中，想想和老孙交往的每个细节，潸然泪下。老孙从来不让我尊称他为老师，宝安作家王熙远、胡在礼年长于孙向学喊他老孙，王国华、徐东年次于孙向学喊他老孙，我们的老孙现在真的离开了我们，我们一下子深悟了“再见”到“离别”的真正含义，“老孙”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阵阵剧烈的刺痛在心头，让我们忍痛站起身来，肃立，鞠三躬，默默说：老孙就是孙向学先生，先生一路走好！
2025年8月11日于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