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价格虚高——不过是几块木板拼接，做工也称不上精良。想起商场里那些精致的实木家具，我试探着问老板：“这……还能再优惠点吗？”
“是啊，这价确实不低。”我哥立刻附和。
“这样，您先看看做工。”老板说着，抄起一根木棍，撬开了棺盖让我们检视内里。我伸手进去摸索，指尖猝不及防被木刺扎了一下，猛地缩回手。
我哥同样被扎，皱眉道：“这做工一般吧？里面都没刨平，全是毛刺……”
“老弟，你外行了。这是反木，朝里的，要紧的是板材和拼缝严不严实。”老板摆摆手，“八千五就这价吧，我给你们包个‘一条龙’服务。”
“‘一条龙’？”我哥一愣。
“你送棺下地，总需要吊机吧？这么重的棺材，人力抬不动，现在也难找那么多壮劳力了。墓地挖坑呢？两米多深，人工挖不现实……我全包了！你要是自己找吊机，少说也得六百块。怎么样？”老板解释道。
“可以，这样省心。”这提议正中我哥下怀。一个人能包揽这些专业活计，比四处请人省事得多。
5
再回到父亲身边时，我隐约嗅到一丝异味。没作声，只是悄悄关掉了取暖器。心里默念：后天就火化了，天这么冷，应该无碍。
我哥鼻子似乎不太灵，进来后只觉寒意：“怎么关了？”说着便要去重启。
我连忙示意阻止，压低声音：“你没闻到……有点味儿吗？”
我哥这才用力吸了吸鼻子。“还有两夜一天……不行，得叫冰棺。”他当机立断，立刻拨通了灵车司机的电话，催促对方尽快送冰棺过来。
去厕所时经过大门口，见十几个人正忙着劈柴，是为正日宴席备的燃料。柴是虎子联系买的，劈柴的人忍不住抱怨：“全是桑木，还湿得透透的！这种柴在集市上白送都没人要，这还要三毛一斤？”
虎子脸色本就发黑，此刻也看不出是否涨红，只是忙着解释：“时间紧，实在找不到别的货源……这家图省事就定了……劈开晾两天，能烧的……”当晚，我便亲眼见一位堂兄将一根桑木塞进灶膛，直到锅开熄火，那木头也未能真正燃起。
跟我哥说起这事，他叹口气：“知道了。虎子办事是差点意思，可也不能指望每个帮忙的人都像给自己家干活一样尽心。好在其他几个堂哥都顶用，再远的孩子也都叫回来了。”
这时，邻居二哥走了过来。他刚才仔细核算过：“大概需要买八十双鞋、六十条毛毯、两匹白布。都跟商家谈好了，用不完的全退。价钱我压过了，你们再去讲讲，看能不能再便宜点。”
这位二哥，是乡邻公认的大好人。可好人未必有好命。他三十岁时娶了个贵州姑娘，生下儿子后，那女子便一去无踪。四十岁上，才与一个流落至此的外乡女子成了家。那女子（我们都称她二嫂）人极老实，带着个六岁的女儿，和二哥很是般配。婚后，二哥便天南地北地打工养家。没活时，他就回家。每次回来，对我父母总是照料有加。父母常念叨：“多亏了你二哥，帮了大忙……”有一年，二哥急着赶回北京工地，去车站买票。那时12306已开通，他却不会用。我用手机替他买了票，他千恩万谢，执意要掏钱给我。区区一百多块，像二哥这样的好人，莫说一百，就是一千的车票，我也心甘情愿替他付。“我给你买”和“你非要给”，终究是两回事。这次治丧期间，不少人变着法儿讨烟抽。唯有二哥，连应得的那份也总是推开：“我不抽烟，要烟做什么？”我们用的是二十二块一包的烟，在当地白事中，已算极好的了。
我哥感慨：“像二哥这样的好人，世间又能得几个？”
这话自然不假。一个大家族里，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如同浊世中的清泉，格外不同。
6
十四号清晨，我随飞哥去请当年同属一个联合收割小组的村民帮忙。飞哥告诉我，这是村里多年沿袭的规矩，无论红白喜事，只请本组的人。我紧随飞哥身侧，手里攥着香烟。每至一户，飞哥便低声告知主人姓氏辈分，该称呼什么。统一的说辞是：“某哥/某嫂/某某，我父亲明天下葬，请您帮个忙。”飞哥一边教我，一边介绍着组里每一户的今昔。这趟行程，我才惊觉，许多记忆中鲜活的面孔，竟已悄然离世。
行至村口，遇见了当年公认的“男神”大昌。他拖着一条腿，在小路上蹒跚挪步。飞哥低声说：“去年中风了，一直咬牙锻炼。起初半年连门都不出，后来家人硬劝，才肯出来走走。”经过他身边时，他认出了我，笑着打招呼。他是晚辈，唤我“叔”。我问他：“怎么不拄根拐杖？”他笑笑：“怕有依赖，得练。”擦肩而过，我眼眶瞬间发热。
原来，衰老从不曾放过任何人。这位远房的异姓侄子，仅仅比我年长八岁。
母亲执意要选某块地安葬父亲。她絮叨许久，我们才明白，那是我们家曾经的麦田，如今早已流转承包给他人。在那成片的几百亩地里，再无属于我们的具体一方了。我们反复劝说，母亲却异常坚持，她不愿葬在爷爷奶奶所在的那片洼地：“地势太低，容易蓄水。”
“是谁承包的？要不要找我同学某某（现任村书记）说说？”我哥提议。
“是谢三包的。”飞哥接口道，“你直接给他打电话，有必要就亲自跑一趟。这时候别找书记，你摸不清他们关系，土地在谢三手里，找他最直接。多个中间人，不仅多欠一份人情，还添麻烦。要是谢三不同意，再找书记不迟，这叫先礼后兵……”
飞哥把谢三电话发给我哥，“我也会给他打个招呼。你再联系他，该赔多少青苗钱，照赔就是。不过，通常人家也不会收，但话得到位。”
我们一行人先去实地查看，然后当场拨通了谢三的电话。谢三听明原委，又念及父亲旧情，不仅爽快应允，还亲自送来了花圈。他说青苗钱不必赔了，只请我们尽量靠地头下葬，方便日后机械耕作。
返程路上，飞哥对我哥说：“谢三给足了面子，回头给他拿条烟吧。”
“当然，”我哥应道，“烟我备好，可能顾不上送，劳烦你方便时替我转交，好好谢谢他。”
十三号上午九点，灵车准时抵达。
在外打工的晚辈们从四面八方赶回，送别家族中最后一位爷爷辈的长者。唯一缺席的，是堂嫂的儿子。这位堂嫂也已七十多岁，四十岁上守寡，独自拉扯大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争气，儿子却不成器，年届四十，身负巨债，被债主逼得不敢归家。二嫂向我哭诉时，涕泪横流。我无力安慰，只能劝她保重。养出这样的儿子，锥心之痛可想而知。“家里的土地流转金都填给他了，还不够……还有两年就能还清，他眼下在南京开出租车还债，实在回不来，求大爷（指我父亲）千万别怪罪他……”
我说父亲那般善良宽厚，怎会怪罪。
按当地风俗，爷爷下葬，须由长子长孙肩挑柳枝引路。
我哥是长子，但膝下只有女儿。我是次子，儿子却是父亲的长孙。按旧俗，挑柳枝的该是孙子。就在我以为顺理成章时，却见嫂子沉着脸对主事爷（北方农村专司白事礼仪的老人）发难：“我们家才是长房！我女儿不就是长孙吗？谁说非得男孩子挑？”她愤怒的神情让主事爷一脸为难：“这是主家的事，你们商量定就好……”
我心中不快，但此刻岂能内讧？况且这确与主事人无关，为难他实属不该。我赶紧对主事爷说：“没事，就听她的吧。”
转身对已拿起柳枝的儿子轻声道：“没事，让妹妹挑。”
看着侄女手持柳枝跟在冰棺后，我仍感气闷，觉得嫂子此举不合时宜。若与她争执，徒惹外人笑话。
亲友们抬着载有父亲的冰棺上了灵车。隔着冰冷的车窗玻璃，我看见父亲寿衣袖口里紧握的拳头。想起母亲哭诉：父亲弥留之际，死死攥住她的手不肯松开。母亲哀泣：“说好再陪我十年，怎么就走了呢？”
父亲定是不甘心的。他未能见到最疼爱的孙子娶妻生子，未能踏足小儿子奋斗生活的远方城市，临终前，更没能见到远隔三千里的幼子最后一面……我捧着孝子棍坐在灵车司机身后，心如槁木。脑海中，只余下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日常。
记得有一年秋天回家，老父亲颤颤巍巍地掏出一沓钞票，对我说：“听说你没上班了，这一万块钱你拿去花。这是知道你要回来，我特地去银行取的。”说完，他压低了声音补充道：“你妈妈不知道，你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