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华鹏
《命的门》以苦难记忆以及苦难在两代人之间造成的疏离、伤害、怜爱等为中心展开叙述，叙述时间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延续至当下，叙述空间在偏远落后的豫西山村和喧闹繁华的深圳之间切换，由此形成了一个由个人叙事和时代话语之间彼此镜像彼此对话的富有精神张力的文本。
九篇文章，十二万字，作者赵静在“自序”中坦诚地交代了每篇文章的诞生理由和内容：带全家去寻父亲的故乡，于是有了《有祖坟的地方，却不是故乡》；想起父叔飘摇的一生，写下《不知所踪的树》；看见千千万万个像父亲一样的漂泊者，从一个地方涌向另一个地方，又像我一样在深圳流浪并寻找希望的人，写下《浪人》；看见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终极影响，写下《命的门》；父亲用一生的颠沛和最后的倔强魂归故里的渴望，写下《父亲即将死去》；“迎着头顶的孤星，我带着死去的父亲北上”，写下《追夜》；阔别三十余年的同胞兄弟晚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奔赴相聚，写下《念见》；懵懂女孩儿于外公屋檐下的风雨里跌跌撞撞着成长，写下《来处》；看见一别便是半生的起点终于和梦中时常闪现的惊魂血地合为一体，写下《确山渡》。赵静说，我就这样在回忆里奔跑，在写作中重新活了一次。这些“回忆里的奔跑”和现实世界的写照，共同构成了九篇文章的叙事内容，形式上，它们各自成篇又彼此呼应，于是形成了一个如著名作家奈保尔《米格尔街》那样的跨文体文本。它既是散文，是赵静个人经历和经验的纪实书写；它又很“小说”，符合小说逻辑，有矛盾，有冲突，有难以理解的人性，有复杂的现实真实性。当然，无论当散文读还是当小说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本的丰富性和模糊性确证了这些文字突出的艺术价值。
不可否认，苦难作为底色的叙事，让这些文章有了一种悲凉的气息，传递到读者那里，身体上的咬噬感和情感上的共鸣性也会随之发生，感同身受，心生悲悯。但是，如果这些文字仅仅停留于对苦难经历的展示，沉溺于对苦难记忆的回忆当中，甚或如卡夫卡所说的“对苦难的惧怕或将其作为一个功劳来阐述苦难”，那么，我们的灵魂一定不会受到震颤，那么艺术将会远离这些文字。
这部书有一点让我们印象深刻，就是它的叙述。它是一种倾吐式的叙述，语言如开闸的洪水一泻千里，带着“我”受委屈般的激情，毫无保留和隐藏地将一切和盘托出，所以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排比句和反复修辞的句子，有很强的感染力。这种倾吐式的叙述容易给读者造成滥情和泛情的印象，但赵静把握得不错，她借用很多诸如比喻、类比、象征等文学性的叙述抑制了滥情和泛情的危险。此外，她让叙事在时间和空间之间转换，避免了倾吐式的叙述带来的阅读疲劳感，叙事的流动性让这些文字有了强大的吸引力。
当《命的门》拥有这样强大的叙述感染力和艺术征服力时，我们说这部散文集是出色的，是值得开卷一读的。还是那句话：蘸着生命的泪水而写就的文字，它会通往和唤醒另一个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