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馆的门口，围着一台10多英尺的黑白电视机，着迷一样看到最后一集，甚至忘了还要晚自习。《万里长城永不倒》、《大号是中华》、《好小子》、《浪奔，浪流》等曲子，已是耳熟能详，每个人都能哼上几句。
第五章 “黑板前，那些亲切的身影”
难忘一中师恩。
上高一时，化学老师邹福斌当我们的班主任，前已有叙；语文老师是德高望重的吴雨僧老先生，数学老师是吴柱鳌，物理老师是张祖修，英语老师是欧阳建芳。
吴雨僧老师身材修长，一派名士之风。老师性情耿介，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学生们为之不平，更为之心疼，描绘他“形容枯槁，颜色憔悴”，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不计个人得失。他国文功底深厚，古典诗词信手拈来。有一次早读《荷塘月色》，我开小差，被他抓住，叫到老师办公室，狠狠批评了一顿；而当我下决心把语文课后作业习题全部做一遍时，他又倍加赞誉，在全班公开表扬我。同学谢囧与他也是师生情深，在吴老师去世后，在姜晨曦等陪同下到乡下寻访，寻找到老师墓地致哀、缅怀。
数学老师吴柱鳌，人称“鳌爷”，身材不高，讲课慢条斯理，不带讲义，一支粉笔即可讲完课程。他总是喜欢用醴陵话“斗”来“斗”去（解方程式，两边匹配对等），把一个数学难题“斗”解出来。每当这时，老师就发出天真般有点得意的笑声。他上第一堂课时，就吐槽高一年级数学教材太难，把后来大学的内容都提前搬进来了。
英语老师欧阳建芳，好像是从我们东乡调来的。她嗓子不太好，英语讲起来有些卡壳，但老师从来坚持讲完，可见她是多么不容易。高一时第一次英语月考，丁木权、谢囧和我，三人上了90分。老师在课堂公开点名表扬。记得高三毕业时，我因家事到了一趟老师家。事前我并不知道是她家，老师的爱人是学校的邓副校长。是邓副校长找我谈话，一见面才知情。邓副校长边洗脚边很平和地安慰鼓励我，欧阳老师则端给我一杯水，默默陪在旁边，同情中有些怜惜。
高二文理分科后，学校为文科班配备了很强的师资力量。李英杰、林凤西、文运斌老师先后教语文。郑春生老师接替欧阳建芳老师教英语。郑老师也是一口外地口音，但同学们的英语成绩都不错。郑春生老师后来还当了几年的一中校长。2025年94班搞了一次毕业30年聚会，邀请郑老师参加。晚上，喝了酒后我到郑老师房间，陪他聊了很久。很重要的是文科班数学对高考影响很大，因为读文科的同学，比较普遍的短板，数理化不太好。但又必考数学，幸而文科数学内容比理科数学难度小，必考内容也削减不少。学校调来了经验丰富、耐心温和的杨立义老师教我们。经过杨老师一年多时间精心梳解，同学们的数学成绩提高很快。我更是突飞猛进，高一时数学很差，读文科后数学过关斩将，居然总是名列前茅。
很多年后，当我的孩子为数学难题发愁时，杨立义老师循循诱导的耐心、抽丝剥茧的方法，给我辅导孩子不少启发。前几年，还看到李智、田学红同学到加拿大拜访老师的合影，倍感欣慰。
历史老师肖曼，个子不高，知识渊博，他也从不用讲义，一支粉笔讲一堂课。他的外地口音，至今犹在耳边。老师对历史颇有见解，经常在黑板上感慨地板书“在历史的长河中，人啊，人……”，以此慨叹历史的漫长、时光的流逝及人生的渺小。
第一位地理老师是汤启渐。他称太阳黑子为“耀斑”，比喻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好像星星“屙屎”，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高个子黄星阁老师接替他，大家尊称为“阁老”。他年龄不小，总是笑眯眯望着同学们。老师喜欢给大家抄各类地理常识，三山夹两盆、十大煤矿、十大油田之类。教室里贴得到处都是，成了文科班的一道风景。2005年我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时，据说老师已卧病在床，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作为学生甚为歉疚。
政治老师王良玉个子也不高，喜欢穿一件长袄。老师的爱人是学校鼎鼎有名的郑健豪校长。我学政治认真刻苦，成绩很好，颇得老师欣赏，她经常叫我在课堂上解答习题，尤其是，我当时家里经济困难，远在汨罗的姨妈每月都给我汇来二三十元的生活费。王老师好像兼学校办公室行政事务，掌管一中印章。当时的纸质汇款单去银行兑换时，必须由单位在背面盖章签字。所以，我经常下课后随王老师到学校行政处去盖章。得知我的情况后，老师颇为感慨地说，李鸿基呀，你有一个好姐姐，还有一个好姨妈呀！
第六章 “恰同学少年”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在文科班，我与几位同学相识相交成了挚友。
李立家住在氮肥厂，到他家要从渌江边坐船过去。与他交朋友，是高二时，班上与其他班级踢足球，李立用力过猛，争抢球时不小心凌空摔倒，手掌着地，伤得不轻。他因此休了一段时间假，我便给他写信安慰，他也乐于回信给我。他在一中读初中的李彤老弟当信使鸿雁传书，为我俩传递信笺。我俩兄弟般的友谊逐渐升温。后来这份珍贵的情谊一直保持至今。
高考结束估算成绩填报志愿，要几天时间。我家住在乡下来回不便，就在李立家住了一个星期。他当厂长的老爸李景山叔，在职校当教师的妈妈汤老师，都温煦可亲；姐姐李来安，还有李彤老弟，都没把我当外人。
记得那时正值暑期，大家把吃剩的西瓜削了皮打汤，吃得津津有味。我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就摘了一大筐辣椒，陪李立一起走回氮肥厂。后来我又写信给李立，鼓励他考到与我同一所高校，在大学也成了同学。只可惜，大学毕业后我分到汨罗工作，回来与李立及家人告别。他们把我送到渌江边。后来再没能见到妈妈汤老师（当时笑说认我为干儿子）。
刚上文科班，与坐在后面的林志祥同学混得很熟。他个头很高，很是帅气，喜欢骑单车上学。有一次，他看到当时在长沙办学的湖南科技大学贴出招生公告，就动了心。他与我商量，担心高考把握不准，想提前报考这所学校。我也沉思了一下，觉得这可能是个机会，不如尝试一下。我就开始鼓励他，并陪他去找郑校长汇报请示。郑校长家住在银杏树下操场角落边一排平房，当时王良玉老师不在家。郑校长很是热情，招呼我们在门槛边坐下，听取汇报并笑着分析商量此事。
在郑校长的支持下，林志祥如愿考到长沙，提前离开了文科班。他很快毕业回到醴陵工作，事业发展蛮好。每次遇到他，我都要表功一番，“别忘了，是我鼓励你考上去的喔。”
快毕业时，插班过来的巫辉亮同学经常陪我玩，帮我走出情绪低谷。我与李立、李立新、晏伯轩、彭红文还经常到渌江桥边去游泳，喜欢扎猛子，表演鲤鱼打挺之类的跳水技巧。每次回家乡过东门上渌江桥，那时的身影仿佛倒映江边，打闹嬉戏声又回荡耳畔。
第七章 “回字寝室战高考”
同学们这份拼抢足球、争抢馒头的劲头，也被用在高考上。
进入高三，我们文科班男生搬到回字寝室居住，迎战高考。所谓“回字寝室”，就是一栋有个天窗（类似天井）的方形回合围屋。外面有水龙头，同学们可以洗衣服。碰巧的是，高一时的班主任邹老师也住在这里，时常看见他使劲倒腾衣物。
我和李立、肖森严、巫辉亮等住在一起。同学们都很刻苦用功，早起晨读，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到了深夜有的同学还躲在被窝里背诵，甚至有的同学在寝室熄灯之后，还悄悄溜到厕所里去看书，因为此时只有厕所的灯还是亮的。
高考时间很快到来，那是1985年7月。一共考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六门，其中语文、数学满分为120分，其他各100分，六门总分640分。那年的文科题目都不是很偏很难，主要大的考题都在学习、复习的范围之内。我们文科班的数学考题自然比理科简单容易些，一般考个100分左右并不难。我由于经验不足，有些紧张，把本来选对的答案，又去改动，结果冤枉丢了不少分，只得80多分；语文英语还可以，语文是班上考得好的，英语也有90多分。政治、历史、地理答题方法不甚得当，简答题、问答题答得过多、过长，没有拎出要点来。这三门都只得70多分。本来按照我高三名列前茅的历次考试成绩，考个500分上个重点院校，是蛮有把握的，结果只考了个普通本科分数。
对于我这个农家子弟来说，当时家庭条件十分困难，能考上跳出农门就不错了。公布成绩不久，我三叔李培运很关心我，抽时间跑到一中张陵育老师那里，让张老师带他一起去查我的分数。我已故的大伯妈是张老师小时候的奶妈。结果，我虽然考得不太理想，总算是榜上有名。
第八章 “深圳成立一中校友会”
2004年的暑期，我在家突然接到高中时的班主任李英杰老师的电话，说是一中部分领导、老师组队，要来深圳了。
原来，2005年是一中成立百年大庆，市里、学校都很重视，发动全国各地校友返校团聚，共庆一中百年华诞。珠三角这边由时任副市长谢逢娥带队，校长汪理智、书记罗东江、工会主席张智生、副校长曾凡骥，还有周树绵、漆则朋、李英杰老师等。他们先到珠三角几个城市专访发动，并在各地组建校友分会。我们在深的几位同学，到广州把几位领导、老师接来深圳，很快就成立醴陵一中深圳校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