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汉武帝的兄长，一向骄横，喜好勇力。董仲舒用礼法道义来匡正辅佐他，易王对他十分敬重。一段时间后，易王问董仲舒：“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文种、范蠡谋划讨伐吴国，最终灭亡了吴国。孔子说商朝有三位仁人（微子、箕子、比干），我认为越国也有三位仁人（可能意指泄庸、文种、范蠡）。齐桓公决断疑难时请教管仲，如今我也向您请教决断疑难。”董仲舒谦虚说自己愚笨，无法对答。于是给易王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昔日鲁国国君问柳下惠：“我想要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可以。”回家后面带忧色，说：“我听说谋划攻打别国不会向仁人询问，这话为什么竟然对我说了！”董仲舒讲完故事，继续对易王说，柳下惠只是被问及此事，就已经感到羞耻了，更何况是设计诈谋去攻打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根本就没有一位仁人。陶渊明在这里，可能是以柳下惠来喻指扬雄，认为扬雄值得作为榜样来学习。
最后，陶渊明总结说：“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显，是指人处于显达状态的时候；默，是指人处于沉默、缄默无闻状态的时候。故“显默”可以理解为出仕与隐居，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出”或“处”的状态。失，是改变的意思。故最后这两句陶渊明是说，仁者在原则问题上，始终秉持一颗仁心，如此则无论是出是处，是显是默，都不再担心会失去什么。正像董仲舒其后对易王总结的：“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一个有仁德的人，应该坚守道义和信念，不为个人利益所动摇，同时也要有超越个人功利的胸怀和境界。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早年以辞赋闻名，中年后思想转变，轻视辞藻华丽之文，转而研究哲学，著有《法言》《太玄》等著作，提倡以儒家思想为本，融合道家理念，对后世儒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扬雄一生清贫自守，不慕荣利，曾在天禄阁校书，晚年经历王莽新政，虽受聘但未趋附权势，可以说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所以在这首诗中，陶渊明意在表彰扬雄，同时也将自己的心迹寄托在扬雄身上。
不过，由于诗的后半部分涉及柳下惠，故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兼咏二人的，如汤汉即说：“此篇盖托子云以自况，故以柳下惠事终之。”虽未明言，但似认为有兼咏的意味。陶澍则认为陶渊明对二人有抑扬：“载醪不却，聊混迹于子云；伐国不对，实希风于柳下。盖子云剧秦美新，正由未识不对伐国之义。必如柳下，方为仁者之用心，方为不失显默耳。此先生志节皭然，即寓于和光同尘之内，所以为道合中庸也。”他说：“陶渊明一方面对携酒前来的人不予拒绝，姑且仿效扬雄混迹于尘世；一方面对如柳下惠般‘不对伐国之谋’的人，仰慕其高风亮节。扬雄因作《剧秦美新》谄媚新朝，未能理解‘不答伐国之问’的真义，唯有柳下惠能够称得上践行了仁者的用心，真正达到了不论出仕或隐退都不失节操的境界。由此可见，陶渊明的志节高洁光明，蕴含于与世俗同尘的表现之中，这是其言行符合中庸之道的体现。”
其实，无论兼咏还是有所抑扬，都没有什么问题，倒是陶澍认为陶渊明志在“中庸”有待商榷。关于是否有所抑扬，古直在其笺注中做了辨析，可以参看。颜延之在其《陶征士诔》中说陶渊明“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可见这首诗主要是借赞子云之“默”来表明自己处事以“默”的心迹的。值得思考的是，陶渊明一定经历了“被问伐国”之事，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剖白。这样的事情，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大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