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历宋仁宗至宋高宗七朝的学人邵伯温在其遗著《邵氏闻见录》中写有一则逸闻如下：
天圣、道明中，钱文僖公自枢密留守西都，谢希深为通判，欧阳永叔为推官，尹师鲁为掌书记，梅圣俞为主簿，皆天下之士，钱相遇之甚厚……因府第起双桂楼西城，建阁临园驿，命永叔、师鲁为记。永叔文先成，凡千余言。师鲁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其简古。永叔自此始为古文。
这段文字虽短，内蕴却极深广。
邵伯温落笔而下的“天圣”即北宋第四帝宋仁宗赵祯登基改元后的第一个年号，“道明”为其第二个年号，系天圣十年（1032）十一月所改。文中的欧阳永叔即欧阳修。他于天圣九年（1031）三月入洛阳，充任留守钱惟演幕府推官。从“天圣、道明中”五字可推断，邵伯温所叙之事当发生在欧阳修入钱惟演幕府后的第二年，即天圣十年改为道明元年（1032）的十一月或十二月。
文中的谢希深即谢绛，年长欧阳修十三岁，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就进士及第。《宋史》称其“文学知名一时，为人修洁酝藉……在河南修国子学，教诸生，自远而至者数百人”，可见其当时声名极盛，门生极广。
尹师鲁即尹洙，年长欧阳修六岁，时为河南府户曹参军，在钱惟演幕府任掌书记，其性格“内刚外和，博学有识读，尤深于《春秋》”，可见尹洙对以《春秋》为核心的古文极为偏好。
梅圣俞即梅尧臣，从《宋史》可知，梅尧臣未考功名。能入钱惟演幕府，是其叔父梅询做过侍读学士，梅尧臣以梅询的从子身份获荫恩而被授河南主簿。在后来南宋文坛领袖刘克庄笔下，即有“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之语。宛陵即梅尧臣。欧阳修入钱惟演幕府后，与梅尧臣结为诗友，后者诗名之盛，以至欧阳修晚年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理论著作《六一诗话》时，笔下有“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之语，竟是说梅尧臣当时与杜甫齐名，可见梅尧臣在宋时诗坛的地位和影响。
至于钱惟演本人，自幼好学，他曾对欧阳修等僚属称“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终宋真宗一朝，钱惟演官至工部尚书。到宋仁宗即位后，又进兵部尚书、枢密使，到天圣九年（1031）正月，朝廷诏命其为西京留守。两个月后，时年二十五岁的新科进士欧阳修被任为西京推官，入钱惟演幕府，踏上其漫长一生的仕途起点。
上述诸人不仅为邵伯温笔下的“天下之士”，更重要的是，围绕钱惟演，北宋第一个文人集团在洛阳初见雏形。沿着这条线索，日后将出现以欧阳修为核心的嘉祐举子集团、以王安石为核心的熙宁变法文人集团、以苏东坡为核心的元祐学士集团等。
在每个文人集团中，都有欧阳修异常磅礴的身影。
邵伯温的笔下逸事提供了欧阳修步入每一文官集团核心的缘由和起点，即看似简单的“自此始为古文”六字。
欧阳修为什么选择古学？
邵伯温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叙述得极为清楚，当时钱惟演在府内建了座双桂楼和题名为“临园驿”的楼阁。按宋时习俗，建新楼阁必得请人撰文为记。钱惟演便嘱咐欧阳修和尹洙撰文。欧阳修先行脱稿，写了千余字。尹洙对欧阳修称自己只须五百字就可写好。欧阳修见他果然五百字撰毕，“简而有法”，大为钦服。尹洙做到这点，是因其行文颇古，意多言少。欧阳修深受触动，从此投身古学之中。
邵伯温将故事说到此处收尾。有意思的是，北宋学者文莹在《湘山野录》中将邵伯温的故事也讲述了一遍。与邵伯温不同的是，文莹称奉命撰文的还包括了谢绛。在文莹笔下，三人的完稿字数也有不同，称“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事情结果是，当钱惟演召三人献文时，只有尹洙交稿，欧阳修和谢绛因自愧不如而找借口未交。而且，文莹没有像邵伯温那样以“永叔服其简古……自此始为古文”语画上句号，而是写到了“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的后事。
这段话体现了欧阳修的性格，即他对尹洙虽“服其简古”，却不表示就会甘拜下风。当晚，欧阳修经过通宵打磨，终于再撰一稿，比尹洙的字数还少了二十字，以至尹洙对欧阳修震骇说了句“一日千里”的赞语。就尹洙前面所说的“格弱字冗”四字来看，便是强调古学的格调高于今日，文字也言简意赅，此便是古文的气度与力量。
欧阳修能做到“一日千里”，并非简单的不服气，而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刻苦淬炼，有了非比寻常的思想根基所致。在他终成一代文宗的路上，此事即为一次关键的触动和转折。钱惟演大概没有料到，他给幕属们的一次简单命题，竟就此揭开了影响后世至今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不朽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