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明
宝安曾经非常不幸，在清初那场禁海的灾难中，“民之流离，甚于他邑”。
宝安又是何等有幸，那位冒死上疏康熙请求“展界复乡”（意为打开禁区，让被赶出去的百姓回到故土）的广东巡抚王来任，百姓为他捐建的“王大中丞祠”，座落在宝安。
甲辰十月，我赴深圳公干，午休时间，《宝安日报》同仁带去莲花山公园，瞻仰邓公铜像，我自然乐意。遗憾的是，此后便没时间去参观一下王大中丞祠。
我是在王国华先生《三百多年前的先行先试》一文中知道这个祠的来历的，“清代各省巡抚例兼右都御史（中丞），因此巡抚也称中丞”。在历史中爬梳剔抉，让后人不忘这位拯民于水火的古代官员，这篇文章是颇见功力的。“大帝”“王朝”类的影视剧是在消费历史，并不负“求是”责任。时至今日，有几人尚知那段禁海史，还有，为官一方的王来任内心的急迫？“此急迫若仅仅视为维护皇朝统治，不免狭隘；说是信念，又过于高大上；倒不如说王来任极具良知和不忍之心。”
缘悭一面。我错失了机会，近距离感受“以其（指百姓）之苦为己之苦，内里一定是一个生动的人”，而良知、不忍“这种朴素的人性往往最难得”。
所幸手头还有清嘉庆《新安县志》可查（新安即明清两代之宝安，唯四至多有变动）。
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接下去就是康熙朝），因海氛未靖，将议迁民以避害。”所谓海氛，就是闽海诸岛为郑成功部所踞，尚非王土。久攻不下，清廷便发布迁界令，不惜让界内百姓离乡背井，旨在坚壁清野。
“康熙元年（1662）二月，大宪巡边立界，邑地迁三之二。”大宪，此指广东督抚。三月，即“驱民迁入五十里内地”。其实，迁界令北自直隶（今河北、天津一带），南至两广，涉及面很广。但北方只迁了一些岛民，愈至南方，则愈是鸡飞狗跳。“民初不知迁界之事，虽先示谕，而民不知徙。及兵至，多弃其赀（指家产），携妻挈子以行……”
康熙二年，两广总督卢兴祖坐不住了，“以邑地初迁，人民困苦，会疏乞免尽迁，止迁东西二路，共二十四乡。”这里的“会疏”，不知是与谁联名上疏，但肯定不是王来任，他还没出任巡抚。朝廷倒是痛快，也行。三年，派员“逐东西二路二十四乡入界。以后每年，大宪四季巡界”。这二十四乡百姓的苦难开始了，“先是，初迁，民多望归，尚不忍离妻子。及流离日久，养生无计，爰有夫弃其妻、父别其子、兄别其弟而不顾者，辗转流亡，不可殚述。”
下面这段记载，有点传统戏曲里大团圆的味道了。“康熙七年（1668）正月，巡抚王来任疏奏，乞展界”。“奉旨，特派钦使，会同总督周有德，勘展边界，设防守海”。就是说，王来任呈报后，朝廷马上响应，所定之界松动了，“士民欢呼载道，皆远迎之”。还说，“十月，总督周有德上疏，请先展界，然后设防”，打开边界、设防守海分作两步走，先让老百姓回家再说。
说实在的，读到此处，我也蒙了：总督不是卢兴祖吗？王来任什么来头，如此轻松搞定了？
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
康熙帝确实对王来任曾有所眷顾。康熙朝《清实录》载，六年六月，王来任上过一折奏章，要求免去些许无法征收的税赋，“以苏民困”，户部没同意，但康熙“特允之”。三个月后，又上一折，说七年前靖南王（即三藩之一的耿继茂）府从广东迁往福建，所用民夫、船只的费用还欠着呢，当由兵部明确相关府州县发放。康熙帝很动了一番脑筋，直接发下去“恐百姓不沾实惠”，就搞了个变通，兵部不是在民间征收驿站开支的银两吗？把这部分费用抵扣了，为的也是让王来任给广东百姓有个交代。
然而，到了十一月，冷不丁出现这么个记载：“广东广西总督卢兴祖、广东巡抚王来任自陈不职，并革任。”一同革职，理由是自己说不称职，没有其他说明。真的是字越少，事越大。
雍正《广东通志·王来任传》也没解决这个问题：“行政未几，以京察（即任期考核）自陈，免。”至于他的《展界复乡疏》，倒是说得很明白：广东陆续有人赴京呼吁，要求留任王来任，但他已病危，“临终遗疏，以复海迁界为言”。王来任清晰自己的处境，疏中却依然要说说这件“臣死瞑目”之事：“海滨之地，一迁再迁，流离数十万之民，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设重兵以守界内之地……未迁之民，日苦派办”，而“流离之民，各无栖址”，便如志谓，“不可殚述”。
王国华文于史实点到即止，要在触摸古人的冷暖。他说：“热气腾腾的圣旨，每颠簸一下就会丢掉一些，一波一波到了边疆，文字和画像已渐渐变冷，空间上的距离，削弱了恐惧。”这不是无稽之谈，但具体如王来任般死谏，靠的就不是恐惧之削弱了，还是良知和不忍。王来任于疏中曰：“舍此不谈，徒聚议以求民瘼（即民这疾苦），皆泛言也。”正是如此甘愿丢官而不是先想着捂紧帽子去做事，才让岭南天地得风气之先。
偶读唐人樊晃《南中感怀》诗，有“十月先开岭上梅”之句，便录以为题。
（作者系中国县市报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