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不渝者，非中流砥柱而何！
戏曲行当，法度森严，艺人有不慎者，难免苟且出错，正因如此，恰恰需要有人修补匡正，使其及时纠错、归本复旨。规矩法度，犹如一件蟒服，若这个抽一根线、那个断一缕丝都不当回事儿、不计较、无人阻止、无人维修，听之任之，久而久之，它就废了。谭孝曾先生这就是秉公执法，而没有心怀偷私以涓滴私情坏公义毁大伦。由此联想到，作为资深艺人、作为行业前辈师长，最可贵的是能为行业护法持道，而不是放水苟且，畏壮侮老，如同偷卖祖宗屋宇坟地的满清八旗破落子弟。再说，坚顽外行与刻意坏道害法者你是永远也讨好谄媚不过来的。
传统戏曲舞台上人物穿着是戏里乾坤，遵行礼制法义，是纲纪维度，是戏曲以春秋之义行褒贬，因此，穿戴装饰，向来一丝不苟，究其每个细节，皆有来由，故有“宁穿破，不穿错”之律。也因此，即便是有前辈艺人如汪正华、李鸣盛等先生偶有穿错，则后代艺人便有纠错归正之责，而非奉前辈之错为后世之法，苟且穿凿，以讹传讹，扬前辈之恶，益前辈之过。简单说，汪正华、李鸣盛等前辈错了，正应该由李军纠正才是李军的使命。而李军说“李克用想穿什么穿什么”，这是他自己“意必固我”，脱离舞台春秋之义，任性之说。今后若有人援李军此说为例，则无疑长李军之错、益李军之恶，背理害俗，典型的糟蹋行当。
李军说李克用是草头王，想怎么穿就怎么穿。这是没有在戏曲的语境和法度中，而是跳出或脱离了戏，以现实生活中“我”的私意而放言。他的理解和言语是任意臆断，等于打枪脱靶、开车脱轨，酿酒坏而成醋。
戏曲服饰制度森严，正是戏曲纲纪伦常森严，也籍于此，演绎人物方能实现以春秋之义，褒贬抑扬，承载戏曲敬天畏地，神理设教，以乐化人的神圣职能。而遵理守法的艺人也由此成为类似流动的文庙、道观、寺院，以乐劝人，也为己立功积德，让人敬重。反之，若自甘放任，钻山打洞以违理坏规，牵强穿凿以逞己之妄意，必沦为媚下求宠之猥，则不啻自暴自弃，不唯为人鄙视，尤带坏风气，误导后来。不说李克用率沙陀部落流徙沙漠，夷狄之性，粗鄙无斯文，混沌无法纪，即便彼时现实中确然“想穿啥穿啥”，但既然入了戏，成为戏中人，在戏曲语境中，就应符合戏曲穿戴制度，若要体现他“想穿啥就穿啥”的无礼任性，按照制度正应该穿红蟒，为何？小之耳！即以红蟒显示其非正统、粗鄙无文而已。此为戏曲以春秋之义行褒贬。比如《大登殿》之薛平贵“龙凤阁内把衣换”，自西凉返回中原，当了皇帝，现实中必穿黄蟒，但戏中让薛平贵穿红蟒，为什么？因为其得国不正，非正统王朝之君，所以，从衣着上行春秋裁判、千秋褒贬，示正示偏。如果按照李军的话，现实语境与戏曲法纪猪毛搅豆渣含混不分，则李克用穿黄蟒，就恰恰被戏曲及观众奉为华夏正统了。所以说，穿错不是小事。
戏曲语言与现实语言是两个系统，壁垒森严。表面上看，词句内容含义等，两者多有重叠，但其中深义却完全不同，不可相互篡改。以戏篡入生活，惹人笑话，比如民间讥刺人“你当是唱戏哩！”此为否定。但生活也不能篡入戏中，否则戏剧偏离程式，无以为戏。为何戏曲有如此森严的法纪和规矩？犯之如犯天条？因为要保护戏曲表演体系的稳定、完整与安全。若无如此森严纲纪制度，则必苟且无拘，人人厌难喜易，个个求方便，处处开方便之门，最终只能是处处不方便。
戏曲表演程式无时无刻在不断地自身自新与升级变化中，越是变化更新，越应秉道依理而行。如果没有森严的制度维护理义，则任意篡改成风，必然无门槛放纵，向下任意迁就，最终败坏体统，导致戏曲灭亡。戏曲近百年受话剧影响很大。话剧以叙事为本，模拟生活真实为特征，故有人总以话剧之理篡改戏曲，以至不伦不类，非戏非剧。有些新编戏曲，以生活和话剧为由，重新设计服饰，一戏一服装，破坏了戏曲服装穿着程式，除了能多花钱，看上去十三不靠，万般穿凿，却往往经不起推敲。有关于此，似乎一直以来争论不休，实际上此处不存在真正的争论，这就是个你死我活的对决，即服膺戏曲礼法规矩与不服膺戏曲礼法规矩的对决，是不同的价值指向，根本不存在讨论，双方各奉其旨，没有向着同一个理，因此不可调和。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坚守纲纪法度是多么难的事！李军是个非常好的角儿，其为人随和慷慨，没有架子。大约正因其为人随和慷慨之性，若疏忽大意、弁髦规矩、“意必固我”，就是因善意而滋生的流弊了。这正是贤者之恶。
无论是读书还是戏曲，作为后辈，能守成不易者，是为忠贞。若能秉大义抱大伦，匡正前辈之误、补救前人之过者，则忠贞而贤且能者也。可惜，李军聪明乖巧，属于一时不慎，正聪明之误也。魏叔子有云：贞女义士皆须带两分愚字，尤非乖巧人做得。何谓愚？子曰：颜回终日无违如愚。2025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