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农场的红土地上，孕育着卫光生物最初的基因。
始于农场
牛血清里的制药萌芽
1950年农场成立，依靠牛场向香港供应牛奶。新生牛犊中，母牛被留下产乳，公牛则成为特殊“资源”——它们的血清被提炼出来，送往武汉生物研究所，作为培养狂犬病疫苗的原料。这段合作让光明农场与全国六大生物研究所之一的武汉所建立了紧密联系。
动物难免会生病。原卫光生物董事长王锦才回忆道，“当时我们专门成立了药物组，负责给饲养的动物治病，这就是卫光生物最初的起源。”1983年，带着这样的想法，王锦才在光明农场建起了生化制品厂并担任厂长。随着奶牛养殖规模扩大，“公牛问题”愈发明显，母牛能产奶，公牛却常被廉价处理。王锦才发现，从小牛血清和牛胸腺提取的胸腺素能增强人体免疫力，这种物质有望开发成药物。
1984年11月，光明农场与武汉生物研究所签订协议，决定共建“卫武光明生物制品厂”，成为深圳第一家产业化生物制品生产厂家。1985年5月18日，新厂正式动工，武汉生物研究所派出精锐技术团队入驻，双方各出资250万元，将农场的资源优势与研究所的技术优势紧密结合。当时，生物制品在深圳还处于空白领域，卫光不断引进新技术，生产“精制马血清”“小牛血清”等产品，创下“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佳绩。
1986年，车间开始生产小牛血清、狂犬疫苗，甚至利用300匹退役军马研发出破伤风疫苗。产量虽不高，但“农场里能造药”首次成为现实。1987年底，第一批血浆从武汉生物研究所运抵，工人们用搪瓷盆接蒸馏液，在简陋条件下生产出光明本地第一瓶人血白蛋白。这瓶贴着“卫武光明”标签的药剂，后来被老员工们称作“镇厂之宝”。
到1995年，建厂十周年，卫光生物已成为广东省最大的血液制品生产基地，每年稳定盈利数十万元。但真正的考验在1999年到来，武汉生物研究所大幅撤资，一家民营房企有意收购，却因职工买断工龄问题未能谈拢。危难之际，卫光生物走了一步险棋——大胆启用年轻人，将13个科室中的10个核心岗位交给青年骨干负责，同时从清华、武大等高校招聘30名大学生。这批生力军使科技人员在卫光生物的员工中占比超三分之一，不仅推动公司首批通过国家GMP认证，还在当年成功研制出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彻底摆脱了对武汉生物研究所的技术依赖。
研发突破
产业升级发展
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肆虐。当时卫光生物注意到了康复者血浆中的抗体，提出了用成熟工艺提取抗SARS免疫球蛋白的方案。卫光生物董事长张战是当年研发团队的成员之一，他回忆道：“为找到高效价血浆，我们蹲守在一位海鲜档老板家门口，拿着工艺安全性报告和对方反复沟通，最终说服了对方。回到实验室，大家24小时连轴转，累了就轮流靠在椅子上休息。”不到一个月，卫光生物研制出全球首个SARS特异性免疫球蛋白，被列入国家战略性技术储备。2008年，卫光生物成为深圳市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也是深圳唯一的血液制品生产经营企业。
2010年，国家新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实施。为此，卫光生物决定投资2.5亿元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新车间，并坚持“老车间不停产”的双线策略。2013年，新车间一次性通过认证。这座占地5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6800平方米的车间，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年处理血浆能力跃升至500吨，产品稳定性和安全性跻身国内前列。同年，卫武光明生物制品厂改制为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产能升级带来了市场爆发：2014年销售额突破4亿元，较2011年增长近一倍；2015年总资产达8.6亿元，利润总额1.4亿元。2017年，卫光生物在深交所上市，成为光明新区首家上市国企。
战略转型
“房东+股东”生态创新
2018年，光明区被赋予“建设世界一流科学城和深圳北部中心”的使命。卫光生物原计划在北山牛场的工业用地上建设工厂，却因科学城规划迎来转折。该地块具有紧邻中山大学深圳校区、脑解析与脑模拟大科学装置的区位优势，于是卫光果断停建原有项目，启动卫光生命科学园计划，打造“开放共享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圈”。
2020年园区开建后，靠着“地利+懂行+生态”三大优势，很快吸引60余家机构入驻，深圳医学科学院、深圳湾实验室等顶尖科研单位在此扎根，粒影生物、新阳唯康等初创企业借着“房东+股东”模式加速成长——卫光不仅给场地，还用自身经验和资源赋能，让技术转化效率提升30%以上。
如今的卫光生物，早已不是单一生产企业。园区企业年产值突破3亿元，总市值超200亿元，专利申请量达240件，成为大湾区“专业程度高、区位优势佳”的生物医药示范园区。
碧眼水库旁，老厂区的西林瓶生产线仍在运转，见证着从牛血清到救命药的起点；不远处，卫光生命科学园的共享实验室里，合成生物、基因治疗的未来正在孕育。
光明新闻记者 林彦君（卫光生物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