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是武汉人，和气，承诺工厂做大做强，会给每个员工以发展空间。聪明的老板在我们这些天真的员工眼前挂上了一串胡萝卜，又在我们的身后面加上一条大棒。大棒的挥舞者是一位来自福建的厂长。老板和厂长，在我们这些打工者面前分别唱着红脸与白脸。唱红脸的老板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从事的工作是职业病高发区，只说工厂发展了，生产环境就会好起来。唱白脸的厂长，听我们说车间里味道难闻时，用一句南方流行的省骂加上一句“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过把抓”，将我们收拾得服服帖帖。
我是作为美工被招进厂的，进厂后却因为会调配油墨颜色被调去了丝印车间。作为一名丝印工，我的工作很简单，调出需要的颜色，在PVC卡片上印刷出各种图案。生产一张卡的工艺很复杂，印刷时一种颜色一道工序，印完一道再印下一道，有的卡要印上五六种颜色甚至更多，印好交到压模车间，上磁条、芯片、压膜、打凸字号码、烫金，然后在记算机中心写磁条、芯片。一张象征财富与身份的卡，就这样诞生了。
丝网印刷的工艺比较简单，简单到可以不用任何机械，一张桌子，一块丝网，一把刮刀，如此而已。我们车间，其实就是个手工作坊。丝印车间对工具要求不高，对环境要求却不低。空气中不能有灰尘，小小的灰尘沾在丝网或者PVC卡片上都会造成废品，增加成本。为控制成本、减少废品，丝印车间的门窗被关闭起来，只有一台小小的排风扇缓缓地排气。稀释油墨、清洗丝网，没有一样少得了天那水。手上沾满了油墨，只能拿天那水来洗，不管怎样小心，衣服上总会沾上油墨，天那水成了洗衣用的清洁剂。印刷车间弥漫着刺鼻的天那水气味。
天那水因有点类似烂香蕉的味道，又称香蕉水，学名醋酸正戊酯，又称乙酸苯。苯已深入到我的骨髓，融入血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份。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都能从我身体里弥漫出来的刺鼻气味判断出我的职业。甚至在离开工厂多年后，我的身上还散发着天那水的味道。我能感觉到，这种味道来自我的胃里。
每天的工作重复不变，周而复始。这是我离开农村后学的第一门技术。在家里，老人告诉我们，“学好一技之长，走到哪里都不怕”。事实上则是，学好一门技术，你的世界与人生，可能将长时间局限在这门技术上。没想到少年时的画家梦之花，结出丝印工之果。丝印技术伴随我十年的打工生涯，十年中所有的选择，几乎都没有离开这个行当，总是和天那水、油墨打交道：调色工、丝印工、晒版工，当主管也还是丝印车间生产主管……直到有一天，我得知长期和含苯高的化学品接触容易中毒时，才意识到这职业的危险。强烈的逃离愿望，迫使我开始努力学习，我希望能在丝印之外，找到另外的可以糊口的技能。许多年后，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的生活不再和天那水有关。
2002年，我在《大鹏湾》当记者，做过一期名为《倾听生命凋谢的声音——走近广东职业病患者》的专题。直到那时，我才知道重度苯中毒会直接引起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而其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有些可能要到许多年后才会显现。现在，写作这篇散文时，我找出了那期刊物，读着自己写下的那些文字，心情依然不能平静。那远离了的制卡厂的生活也渐渐清晰了起来。我在那篇专题中写道：
据悉，广东省接触职业类危害因素人数约1000万。1989年至2001年，全省共报告职业病4848例，其中新发尘肺病2486例，尘肺病死亡1160例；急慢性职业中毒1656例，死亡107例。职业病，这一吞噬劳动者生命的无形杀手，正一步步紧逼劳动者……《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时评——《比苯更可怕的是………》，时评说：“苯”是一种化工原料，对人体有害，但毕竟可以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它对人体的伤害。然而，比“苯”更可怕的是那些要钱不顾人命的个体不良老板和少数官僚的冷漠之心……
我庆幸我离开了苯的威胁。
然而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卡，这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打工者，他们的身体将处于苯的威胁之中。各种各样的卡，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有谁会想到，一张张小小的卡片背后会有怎样的付出。没有人会想到这些。就像人们吃饭时，不会去想到农民种粮的辛苦，住进高楼时，不会想起建筑高楼的工人。
没有人会想起。
有些卡是我们生产出来供人使用的。另一些卡，是工厂为我们设计准备的。相比我们生产的这些卡，后者对我的生活影响更大、更深远、更深入骨髓，也更冰冷无情。
上下班时打卡。你的上班和下班时间，被打卡机精确到秒。打卡机的精确，把人变成了流水线上的机器，你无处可逃。有些厂里，让其他工人代为打卡是无可无不可的，在我打过工的几家工厂，你最好打消这种念头。打卡时保安站在旁边盯着，卡一打完就被收起。
打卡对于现代化的企业管理，虽说冰冷了些，不那么有人情味，但它为企业管理带来了便利。比如说结算工资，特别是加班工资结算一目了然。然而事情远非如此，我在《寻亲记》里写到过，我在松岗打工的那家厂，上下班自己打一张卡，保安再代打另一张卡。代打的这张卡专门用来应付劳动部门的检查。
还有离位卡，对工厂生活陌生的人来说，可能无法想象工厂里还需要这样的卡。
一张名片大小的卡片，正面有员工工号、车间、姓名。背面有一张表，有离位时间，归位时间，拉长签名。月底，此卡同饭卡、考勤卡一起上交财务，结算工资时作为凭证。上班时间员工离位（主要是去卫生间）必须佩戴离位卡，归位时离位卡交由拉长签字。员工每月离位次数有明确限制。这种限制因厂而异，有的工厂比较人性化，有的工厂则比较苛刻。离位卡把每位员工上卫生间的时间精确到分钟。你必须学会合理安排，分配每个月有限的上卫生间的次数和时间。就像你必须学会合理地使用每个月挣来的那点工资一样。
上下班时，胸口会挂工卡，这是你在这间工厂务工的证明，也是你领取工资和去食堂打饭的证明。进入饭堂，拿卡在通道口的感应器上刷一下，你才能进入饭堂。拿工资更是少不了它。有的工厂，进入宿舍还会有另外一张卡。珠三角的工厂里，这些卡把打工人的生活卡死在一定的程序之内。进入工厂，你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能证明你身份的已不再是你的名字，不再是你的那张脸，而是进厂时办的这张卡。卡丢了，就意味着把自己丢了。机器不会分辨你是谁，电脑只认写在磁卡上的信息。而人在冰冷的机器面前，也渐渐变得和机器一样冰冷。一位工友不小心把工卡和身份证弄丢了，结果，上班时厂门口的保安不让她进，保安认卡不认人。她因旷工被炒鱿鱼。后来我以她为原型写了小说《厂牌》。在我的小说中，她因失去了可以证明她是谁的卡片陷入极度恐慌，她需要一张卡片来证明她是谁，于是借了别人的身份证，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后来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我开始写作后，执着于书写这种身份的异位，这是我的生活使然。
人的情感与身体被剥离，工厂里需要的是没有思想的人肉机器，这些机器被一组工卡上的数字代表着。“我是谁”只能用一张卡来证明。我们选择习惯、麻木、沉默，也渐渐认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这种情感与身体的剥离。仿佛一切都是正常的，我们很少有人去想这种生活背后的不合理。
依然是有痛的，只是痛被隐忍，压抑。这样想来，我们真是沉默的大多数。
从来没想过拥有我制出来的卡。我对卡有天生的麻木。很长一段时间，去银行取钱，我宁愿去柜台排队，也不敢用卡去自动取款机取钱。事实上，卡已走进了我的生活。写到这里时，我拿出钱包，清点里面的卡片，居然有七张：
第二代身份证、广东省作协会员证、宝安图书馆借书证、三味书屋VIP贵宾卡、书生网作者卡、深圳购书中心会员卡、邮政储蓄卡。
我没想到我会有这样多的卡。清点的结果让我惶恐不安。空气中又开始弥漫着天那水的气味。制卡厂那段经验已经苍白，我的想象因此而失血，我已经无法想象手中的这些卡是在怎样的环境里生产出来的。我无法想象这每张卡的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关与卡。我打工生涯中的两个结，像两个寓言与象征。
如果说关是打工者内心深处的一道伤口，每次揭开都会撕心裂肺，那么卡则是一块块弹片，深入我们的肉、我们的骨。天阴下雨的时候，它们就会在体内躁动不安，会隐隐作痛。
而这痛，终将伴随一生。
2005年写于深圳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