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证很容易就能买到，只要你在南头关逗留十分钟，就会有人装着不经意地走到你身边，压低声音问你要不要办假证。那情形很容易让人想起电影中地下工作者的接头。而关口的栏杆上、电线杆上，到处都贴着诸如“东南亚证件中心”之类的广告，这些广告宣称能办理你需要的一切证件，绝对以假乱真。广告上留有电话号码。我一直很疑惑警察是默许这种职业存在的，如果要打击制假证者，只需假装买主和他们取得联系，顺藤摸瓜。为了能进关，我抄下制假证者的电话，也和一个制假证的中年妇女谈过。她声称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办好，要价五十元。我并不怀疑她能为我提供假证，我害怕假证无法蒙混过关。用假证蒙混过关，如果被查，后果可想而知——我不想因此进入收容所。
许多人挤在南头关，南头关外的深沟边，横七竖八躺着我这样的外来者，随处可见的流浪汉提醒着我，他们可能就是我的未来。小小的沁园公园，三五成群地挤着渴望进关的人。沁园公园成了我对深圳最深的记忆，许多年后，我还能回忆起公园混杂着青草、狗尿、人汗的气味。晚上在河边露宿，我们像一群鸭子，有治安来时一哄而散，治安一走又陆续聚回。每天在关口都上演着这样的闹剧。闹剧一目了然。悲剧，却只有当事人清楚。说不清有多少悲剧在南头这小小的关口上演。有人为了过关被制假证者抢去钱财，不得不流落街头，或是被当三无人员收容；女性因此被劫财、劫色，这样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也在打工者中流传，某某的老乡，某某的姐姐或者妹妹；更有甚者因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我们像飞蛾，而关于关内生活的想象，是那吸引飞蛾的火把。“有识之士”撰文对我们这种非法行为进行谴责，认为是咎由自取。更有甚者，将社会治安不好，归结为外来工素质低下。
谁也无权指责我们，谁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
所有的谴责，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曾这样激动过。许多年后，遇到一些事，让我不可避免地回忆起往事，我依然会激动。后来我成为写作者，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打工经历，形成了我对一些事情偏执的看法，这也让我的观点显得格格不入，包括我对文学的认知。
第一次进入南头关，走的是“非正常途径”。
其时我已在关外松岗一家织造厂当杂工，是的，就是我二姐来寻我却无法一见的德宝织造厂。每天早晨七点开工，到凌晨一点，有时更晚。月薪一百八。生活每餐都是空心菜。就是这样的工作，也不敢轻易放弃。而关内的生活，像梦想世界一样在打工者中流传：
“关内管得很正规，严格执行着最低工资标准，加班时间有限定……”
对于我这样的打工者来说，关内无异于天堂。我的许多工友，都和我一样梦想着进关。
有工友托关系办好了边境证，离开工厂时都会接受工友们衷心的祝福。就在此时，在武汉打工时结识的老师汪光芜写信告诉我，他同学在蛇口四海工业区某服装厂当厂长，汪老师给我写了封介绍信，让我去找他同学。这封信激发了我更强烈的进关梦。当我再次在关口徘徊，希望找到进关机会时，机会找到了我。冒险花五十元钱，躲在一辆私家车后备箱，终于进了关。现在已无法说清当时躲在后备箱里的心情，本以为从关外到关内，汽车一启动就过去了，事情并非如此，在交了五十元钱后，司机将我拉到离关口很远的偏僻处，把我塞进后备箱，又在我身上盖了一张大海绵。司机交待千万不要动，不要弄出声响。蜷在车后面，车走走停停，再走走停停……蜗牛样，足足半个小时，汽车终于顺畅地跑了起来，我知道，我这是过关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的幸运。我遇上了好人。
终于进关了。关内关外的区别是明显的，关内街道更宽阔，楼房更高，绿化更好，而我更加茫然、孤独、渺小、无助。转几趟公交，终于找到蛇口四海工业区那间厂，也见到了汪光芜老师的同学，然而，他的同学只冷冷地说了句“现在不招人”，就把我打发了出来。
梦想实现得快，破灭得更快。在关内坚持了一天，我落荒而逃。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进关手续简单多了，凭身份证就可过关。拆除关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南头关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许多打工者的悲伤故事已成云烟，显得那么的无足轻重。除了当事人，没有谁会记起在这关口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每次要去市内办事，经过南头关，我都会想一些关于南头关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进关？
这个问题和鸡为什么要过马路一样难于回答。
现在，我终于可以自由进关了，却选择暂居关外，无事也不会进关。我对关内生活不再抱任何幻想，进关也不再是我的精神鸦片。这样说准确吗？无意之中，我是否又为自己设立了另一道关卡？我的身体跨过了这道关口，灵魂呢？
灵魂依然徘徊在关外。
就像我的身体进入了城市，灵魂却无家可归，在城市和乡村间游走、飘荡。
南头关的拆除是迟早的事。我倒有个想法：将南头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有标志性的建筑保留下来，在这里建“打工博物馆”，让它储存一代人的记忆，见证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我把这个想法对一些打工朋友们说，朋友们都很兴奋，激动，也鼓励我为此而奔走。南头关对于我们这些打工者来说，承载了太多的屈辱与泪水，希望与失望。多年以后，深圳宝安终于建起了“打工博物馆”。不是南头关，是一间工厂。南头关是底层打工者的改革叙事，是代价与伤口，而一间有代表性的工厂，则是改革的官方的叙事，是成就与辉煌。
这些年来，关于打工，关于底层，渐渐成了热门话题。
有人说，底层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形形色色自告奋勇的代言人出现了，他们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为底层呼喊、代言，却没有去问过被代言的那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代言。这样的代言，是代言了我们的心声，还是代言者自己的声音？不妨仔细思量“代言”这个词，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代言，某某品牌的代言人，要从被代言者那里获得利益。那么，底层代言人以什么方式获取他们的利益？这个问题，还是留给那些代言人来回答吧。另外“底层”这个词也让我心生疑惑。什么是底层？与底层相对应的是什么？上层？高层？那么，在底层与上层或高层之间，是否也有着一道关？我们今天都在谈社会阶层固化，这固化，就是一道道关，将这些层分成了不同的世界，就像我当初身处关外时对关内的想象一样，那种想象不真实，一厢情愿。底层对于上层（或高层）的生活也只能想象，上层（或高层）对于底层的生活，更多也是出于想象。没有身处底层，如何真切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和痛后带给人的麻木？有“层”的存在，就有隔膜存在。每个层与层之间，隔着的正是一道道“南头关”。
有形的南头关并不难拆除，无形的南头关，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还将横亘在国人心中。
2.卡
从没想到，我的生活会与各种各样的卡发生如此紧密的关系：银行卡、会员卡、信用卡、贵宾卡……也从没有想到，代表了身份与财富的卡会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
不是拥有，而是制造。
打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制卡厂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