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
本名王世孝。1972年生于湖北石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1.关
南头关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横亘在城乡之间，把我的世界一分为二。
我对特区的了解始于南头关。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初中毕业，在家无所适从，感觉乡村生活像密不透风的闷铁罐，我在铁罐里瞎折腾，乱捣蛋，力量太渺小，无法打破那坚固的铁罐，连在铁罐子里的呐喊声也是那么微弱，于是几个同龄人一商量，决定逃离乡村，闯深圳。凑了路费时才知道，进特区要过南头关。过南头关的合法途径，是获得一张边境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要想获得边境证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一群乡村叛逆的青年想要获得边境证更是难上加难。别的地方如何我不得而知，在我们那儿，你必须用一系列红色公章来证明你的清白，从村治保主任到村委会、从乡政府到镇派出所。一道道怀疑与审视的目光，像刀子，剥下你的骄傲与尊严。特区对怀有梦想进入它的人怀着深深的警戒，所有想进入者先被假定有罪，你必须拿出充足的证据证明你的无罪与清白。而在当时，我无法证明我的清白，我甚至无法过村治保主任那一关，这使得我的深圳之行推迟了数年，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武汉。在武汉打工数年仍一事无成，我再次想起特区，依旧天真地以为特区可能会是另外的一片天地，在特区，我可能会通过自己的打拼来寻回自己被剥离的尊严。
一九九三年，我与南头关相遇。
戒备森严的关口，长长的通关人流和车流，闪着凉气的铁丝网，铁丝网外那护城河一样的鸿沟……武警手执大喇叭，驱逐流连在关口试图蒙混过关的人群。治安员神出鬼没盘查暂住证、清理“三无人员”以缓解关口压力。我依然没有边境证，除了身份证，没有什么能证明我是谁，更别说清白。一张从武汉至广州的火车票，成了紧要关头证明我来深圳不久、尚无需办理暂住证的救命稻草。
第一次与南头关的相遇，让我对关内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渴望。而关内的世界，暂时只能存在于想象中，那些想象有关成功，有关金钱，有关自由与尊严。
要想获得这一切，首先得过关。
似乎就只有一个发疯的想法：过关！过关！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关内。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得很，为什么在乡村时，以为只要离开了乡村就能获得想要的一切，当现实将梦想击碎时，又以为只要到了南方就能实现梦想，真到了南方，又把梦想寄托在进入南头关内。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进关的想法，不过是借口。现实太过沉重，沉重得无法面对，把进关当作一剂精神鸦片。
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这就是传说中的希望吧。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当然，有人认为这句话的翻译有误，准确地译文应该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我无意去追究两种译文哪种更准确。这两种译文，对于南头关和关口曾经发生的一切都不重要。一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足以回答所有对于设立南头关的质疑。如果这个说法立得住脚，那南头关口办假证者自然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带人进关的职业也有其合理性。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几乎每个试图进关的人，在通过“正常程序”无法进入特区后，都会想到其它的“非正常程序”。我之所以把“正常程序”和“非正常程序”打上引号，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程序本身就是非正常的，历史和时间会证明它是特定时期的“非正常手段”，而“非正常程序”却是在所谓“正常程序”逼迫下的正常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