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尾巴，说句早安什么的，显得很冷漠。太好了，别的狗也这样吗？
我后来想，它是去出恭了。昨晚的约定，它按合同办事，无须我陪同。但也可能是别的。昨晚我没去24小时店买狗粮，它肯定饿了，这就不是它的错。
我觉得腹胀。昨晚吃多了曲奇饼，还有台湾产的凤梨酥。甜食对睡眠有好处，对容易害龋齿的人就不同了。
问题是，我怎么解决狗粮的事？下楼给它买？还是杀死我好了。上网查了查，这座城市没有立送狗粮业务，惟一的办法，只能给物业打电话。
我给物业打了电话，口气尽可能谦恭，按照百度的指点说了牌子。
狗粮很快送来，是个眉毛上有一道烧灼疤痕的年轻保安。他在门外用力敲门。有门铃，他肯定能看见，但他用足力气敲，好像他是一名消防队员，在大火中排查有没有居民躲在家里数钱。
“你家养狗了？”他把狗粮递给我，努力伸着头往屋里看。
“它不在屋里。”我接过狗粮，把门拦住。
“它们最好别回来。”
疤痕说。他说的不是皮卡，而是小区车库里的车，它们载着主人返乡扫墓或踏青去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清明节假期只有三天，那些车和它们的主人总会回来。
疤痕不肯离开，隔着防盗门和我说了一些别的事。平时，他总爱拉着我说一些车主们的坏话。也许因为我没有车，他觉得我和他是同一阵营的。但也不一定，有时候他对车主还好，对车就没那么客气了，话说得很刻薄。
“别以为沃尔沃低调，心里没鬼的人决不买这款车。”
“有什么了不起，住廉租房的人也开奥迪。”
“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二奶车开着也不脸红。”
他说的是宝马系。他不吸烟，但口气十足，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大人物，我的一切生活都是他赋予的，包括不下楼。有时候我真后悔，为什么会在这爿楼盘置业，居家遇到民间白岩松，等于给自己找了个24小时不苟言笑的评论员。
皮卡到晚上才回来。采田村是一个大型社区，构成复杂，它不可能走太远。要是它回自己家里待着，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皮卡回来前，我睡了两觉，天黑的时候，起来为自己煮了麦片和一只水煮蛋。电视在无声状态，电话也安静着，食物储备了一周，不必再麻烦人上门。
皮卡自己开的门。我没上锁，门掩着。它无声地挤进门，再把门挤上。我从厨房出来，听见门响，看见它。
“你去哪儿了？也像你的主人一样，去找失踪的女朋友了？”我嘲讽道，手里端着灼热的杯子，“你俩真是挺搭配的一对。”
它站在那儿，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低下脑袋走到冰箱前，转了一圈，卧下，再看我一眼，脑袋往两腿间一埋。
我觉得它更脏了。我觉得这样很没趣。我站了一会儿，放下人食，去厨房里煮狗食。我开了一听罐头，把罐头里的东西倒进刚煮过麦片的小锅里，看上去，它们就像一堆等待申冤的灵魂，但味道应该差不多。我找了一只不太旧的盘子，是我从鄂尔多斯带回来的。
我把热过的狗食装进盘子，端到起居室，放到皮卡面前。
它开始进餐。倒不怎么急，不像饿急了的样子，很斯文，地板上也没见抛撒。我尽量不去注意它的毛发，这样情况就好多了。
“假使有可能，”我端起有点儿凉的麦片粥对它说，“我是说，假使这样做不会得罪尊敬的祖先，我会要求站着被埋葬，那样更舒服。”
它停下进餐，抬头看我。
“你知道，清明节越来越长了，而且我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埋葬姿势。”我突然来了想和谁说话的兴趣，把麦片粥放下，“但我怎么知道呢？没有人告诉我，也没人在乎。你能告诉我吗？”
我没有告诉它关于清明节的习俗，它是哈士奇，也许我可以和它谈谈雪橇的事情。也许我们可以谈谈别的什么。
“我和女患者闹翻了，她更像我的医生。”我说，“我希望她是男的，这样，我就可以在被她赶出由她付款的七天连锁店的时候，冲着她的下颏狠狠地来一下。”我说，“你想过这样的事情吗，那些走进诊室的人，他们都比我有主见，你觉得他们和我，我们谁是病人？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但我得找一份事干，否则就得接受银行的房货违约罚单。”我朝看上去越来越凉的麦片粥看了一眼，“我们都会下地狱，好在我没打算要孩子，这样的话，清明节在我这儿就能打住。”
我停下来。
我等着。
一颗流星从窗外掠过，去了别的地方。
麦片粥彻底凉了。我想，今天惟一的一餐饭泡汤了。我决定去给自己倒杯酒，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皮卡看我没有再往下说的意思，撇下眼睛，埋下脑袋，继续到盘子里去找食。鄂尔多斯人哪，他们为什么烧制那么难看的盘子？
“其实吧，我挺讨厌你的主人。”我又说了。我总是出尔反尔。
“你干吗跟他？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混混加无赖。”我觉得累了，从沙发扶手上滑下，整个身子陷进熟悉的坑里。
“人们总是说，一切都会过去，但是时间太长了。有五年了吧？这样的日子真不好过。”我停了一会儿，“作为一个公民，我们都得混下去，对吧？”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是说，个色的事情。他不是卖龙利鱼的，也不是搞生物工程科学的，而是一名刑事警察。他拿过两次奖章，也许是勋章，也许拿过三次，这个我说不上来，奖章的名字也不记得。年轻的时候，他混得可真不赖，后来就走背运了。有一次，他的脑袋挤在车下，头发被车轱辘压住，那一次，他被事主告了索贿，但其实他只是急了眼，掏出了枪。还有一次，在龙华的一个游戏室里，他和人对射，对方是香港黑道上的人，他被打了17枪，皮鞋和皮服都打烂了。多好的行头。好在对方手臭，他没中弹。那之前，他一直在使用镇静剂，那以后，他换成K，整夜整夜不敢阖眼，直到与昔日的荣誉缘悭一面，丢掉工作。
他有没有告诉它他的工作？告诉它他有恐高症和强迫症？告诉它他每天晚上都把自己关在屋里偷偷哭泣？告诉它他从一帮匪徒手里夺下过一个正要被撕票的小女孩？告诉它他至今保存着一套不曾下过水的作训服，而且再也改不掉每天出门前站到镜子面前慢腾腾伸展开脊椎的习惯？
“要是换一条道，去新义安，他肯定混得不赖。怪谁？”我说，起身朝厨房里的垃圾袋走去。那里有一些我责备自己时丢掉的瓶子。我决定还是来上一杯。
那天晚上，我破例没看选秀节目，也没有看布莱森在西海湾一个名叫“河畔咖啡馆”的餐厅里活像大胃王似吃掉一道干贝龙虾羹、一道海鲈鱼片配青豆、一大堆香脆薯片，并佐以两大杯本地产葡萄酒，未了再加上两杯滚烫的咖啡和一大片奶酪蛋糕甜品的美食壮举，以及唐朝人杜佑对波斯帝国丰饶果实的描写，“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
隔着沙发，我擎着空酒杯，心里充满了对自己的抱歉和愧疚，眼里迷蒙地扭过头去，看冰箱旁卧着的皮卡。它不看我，把脑袋埋进两腿间。
电视图像无声地跳动着。我觉得这样的夜晚，也不是不可以。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比较早。我醒来的时候皮卡不在冰箱旁。门虚掩着，它又出去了。
我从沙发上起来，摇晃了一下，光着上身走到窗前，勾着身子往楼下看。
我看见了它。
它正好从单元门楼里出来，漫不经心地朝两边看了看，匆匆忙忙穿过车道，往小区中央草地上走去。它那样走着，你会觉得它根本不是一只狗，而是一个男人，穿过马路去街对面的小店里买一包香烟。
它在草地上站住，抬头看向某个方向。我不明白它在那儿干什么，总之它不动，像一尊等待风化的雕塑。早上有风，风吹动红色的毛发，现在我能看出它的毛发的确脏乱，皱巴巴像一件刚从洗衣机里拽出来没来得及熨烫的衣裳。
有两只狗从远处跑过来，一只贵宾，一只吉娃娃，它们在离它十几公尺的一棵大王榈树下站住，朝它叫。
它好像没看到它们，或者看到了，不愿理睬。真不知道它在想什么。然后它动了一下，埋下脑袋朝一边走去，走到路边分流雨水的阳沟边，在那里卧下，很安静地躺着，又不动了，仍然像一尊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