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斯
你能想象吗？你依然拥有清晰的记忆、流利的语言、严密的逻辑，但你却不再是你自己。你好像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家人朋友都有点认不出的性格暴躁、冲动、无法自控的陌生人。
这并非科幻小说的情节，而是1848年铁路工人菲尼亚斯·盖奇的真实遭遇。一场爆破事故中，一根长铁棍从他的左下脸颊刺入，穿越左眼后方，再从额头上方头顶处穿出脑壳——没错，一根长110公分、半径3公分的铁棍，完整地从他的脑子里穿过去了！
盖奇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甚至记忆、语言、逻辑推理，统统在线。但问题来了，他再也不是那个精干聪明、精力充沛，举手投足颇有魅力的工头，变得脾气暴躁、冲动易怒、情绪失控，不顾社会道德，也无法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很奇怪，明明注意力、知觉、记忆、语言和智力等几种“高级”心理功能完好无损，可以应对抽象的逻辑问题，也有社会习俗和伦理规范的相关知识，盖奇却无法作出对自己有利的“理性人”决策。他的决策缺陷只有一个明显的伴随现象：情绪感受出现了问题。与此同时，他似乎也永远失去了部分自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如果我们的决策并非纯粹的逻辑演算，那是什么在背后指引我们？在1994年出版的《笛卡尔的错误》中，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概念：躯体标识器假说。
根据对历史上盖奇事故与其他脑部受损病人的研究，这位神经科学家认为，在做出选择时，身体会先于大脑给出信号。这些信号，可能是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胃部紧张，或是心底涌起的一丝温暖。它们并非无意义的生理反应，而是情绪在身体上的“标记”，帮助我们迅速评估风险、做出直觉上的明智判断。
我们所说的“第六感”或“直觉”，其实正是这种身体与情绪协作的产物。我们的理性思考，早已被这些无声的“标记”悄悄地影响和塑造。
这样一本讲情绪、身体与推理能力之间关系的书以“笛卡尔的错误”命名，正在于笛卡尔身心二元的观点影响颇深，即使如今我们已经在“抑郁症躯体化表现”等词中隐约了解了一些情绪与身体的联系，在脱口而出“要冷静，要理智，别让情绪冲昏头脑”“理智战胜情感”时，仍深深陷身心二元的惯性思维。
没有情绪指引的盖奇，失去了理性决策能力，也失去了正常工作的能力，生活陷入一片泥沼。他用自己的人生提醒我们，这种将理性和情绪感受对立起来的认知，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幻觉。
没有情绪感受的理性，是不完整的理性，达马西奥的洞见不止于此。在2018年出版的《万物的古怪秩序》中，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宏大的命题：人类的文化从何而来？他认为，文化的源头并非某种神秘的理性力量，而是人类在面对内心矛盾时的挣扎与调和。当恐惧与安全、愤怒与爱、苦难与安康等复杂情感在人类心中交战时，他们开始寻求一种平衡与安抚。正是这些情感的激荡，催生了音乐、绘画、文学，也孕育了宗教、哲学与法律。
身、心、脑，其实都是一伙儿的。在分裂的时代，这真是巨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