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编辑部与《花城》编辑部联合举办“小说创作笔会”，国内文坛大腕相聚小梅沙。图为部分与会者合影，左起：《花城》杂志编辑刘钦伟、作家韩少功、王朔、周介人、李锐、吴亮和广东省电视台编导。（刊登于《大鹏湾》1991年第一期）
/ 口述时间 /
2024年5月7日
/ 口述地点 /
受访者家中
/ 本期采写 /
李宁豫
/ 本期摄影 /
邢峻豪 陈文韬 李雅静
1987年我从梅州调到当时的宝安县文化局，不久便参与创办了杂志《大鹏湾》，这是全国最早的打工文学刊物。当时，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宝安的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蜂拥而至，《大鹏湾》成为无数打工青年的心灵港湾和精神食粮，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引领了一股“打工者说，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的打工文学风潮。
酝酿已久 《大鹏湾》诞生前就已定名
我刚到宝安那时候，宝城不大，有点像是“文化沙漠”，后来到我们单位实习的编辑吴君，每天下了班就出去逛，把宝城、西乡、福永很多街都逛遍了，除了新华书店卖文具、地图、地球仪，找不到多少像样的书。
我调到宝安县文化局的第一个任务是到当时的龙岗镇做调研。当时坪山、龙岗还都在宝安县的行政区划范畴内。那时候文化单位是很穷的，和各行各业一样，文化系统也在摸索发展的路子。龙岗镇文化站搞得很好，站长罗煌生脑瓜子很灵活，采取以企养文的路子，把闲置的办公场所腾出来租给香港老板办工厂，搞“三来一补”，招了很多来自河南、湖南、四川的打工者，经济给盘活了，文化站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开展文化活动的经费就有了保证。这种做法在当时是个先例，在广东省很是轰动，省里市里都很重视，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县文化局就派我去写一个材料。
我搞完材料回来，宝安县文化局局长何朋先、副局长张波良就和我一起商量，要搞一份文艺刊物。“大鹏湾”这个名称一开始就定下来了，那时候大鹏湾归属宝安县，是个地理标签，也有时代气息。所以说，《大鹏湾》是先有刊名，后来才有的杂志。
张波良和我都是梅州人，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宝安县文化系统工作，后来调回梅州一段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期又重新调回宝安县，是宝安文化战线的资深干部了。我原来在老家五华县文化馆搞戏剧创作，对办刊物很陌生，张波良副局长鼓励我说，做没做过杂志无所谓，我们多请教别人，先搞起来再说。
当时，广东省作协（当时称作协广东分会）的朱崇山在宝安县挂职任县委常委，他同时在创作两部有关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小说。在《大鹏湾》的创办过程中，朱崇山是一个重要的推动者。他对我说，“老叶，做杂志你可以的，宝安县这个地方，太需要一份文艺刊物了。”
朱崇山对刊物的创办给予了极大的帮助，重点解决了人和经费的问题。经过他的协调，县里给《大鹏湾》批了三个人员编制，财政局一年拨款五万元做办刊经费，这五万元只是用来支付印刷费等硬性开支，当时还没有稿费的预算。
我第一个进编辑部，第二个来的是吴君，那时候她是实习生的身份。版面的美术设计委托深圳市美协的骆文冠（后来担任市美协主席）兼职来做，当时他是宝安县文化馆的员工。刊名“大鹏湾”这三个字，是朱崇山委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韦丘写的。《大鹏湾》这本文艺刊物就这样搞起来了，当时的定位是季刊。
崛起之路 从稿荒到一天两大包来信
编辑部位于建安路的老文化局，在法院对面，办公场地很简陋，只有一个房间、两张桌子。朱崇山任顾问，张波良任主编，两个责任编辑，我负责联系印刷、发行、划版，吴君负责编务。
吴君是个才女，现在已经是颇有名气的作家了，发现和引进这个人才，这中间有一些机缘。吴君当时还是东北一个戏剧院校编剧专业的学生，学校组织学生到北京观摩。正好宝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黄开林随团也在北京学习，他们刚好住在同一家酒店，通过联谊活动相互就认识了。北方的学生对南方充满了好奇，黄开林向他们透露，深圳需要大量人才，有很多岗位在招人。黄开林很欣赏吴君的才华，回到深圳就向我们举荐了吴君，朱崇山表示同意接收。当时吴君也正在考虑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两方面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她来的时候带着棉被，路上差点被骗，大夏天，一路奔波到宝安的时候，整个人非常狼狈，张波良带我们几个同事给她接风，大家一见如故。
《大鹏湾》刚起步的时候比较难，稿源缺乏，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作品。黄开林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打工仔打工女变奏曲》，这是《大鹏湾》创刊号上的第一篇稿子。梅州老乡推荐了在工厂打工的张伟明，说这个人写得不错，他的小说《我们INT》也刊登在《大鹏湾》创刊号上。这篇小说轰动一时，是早期打工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后来陆陆续续多了一些投稿，但很多都不能用，有的像是家信，有的是投诉老板的，不是文学作品。看到这个情况，张波良帮着联系了平湖、布吉、横岗（相关部门），让吴君抓紧时间写一篇来救急。吴君跑到横岗、平湖住了一个礼拜，采访了10多个女工，最后写了一篇纪实文学《梦里不知》，这篇作品的影响很大。后来这篇作品还被一个作者抄袭，发表在一份知名刊物上。
发现有潜质的作家，我们会主动联系，甚至按照投稿的地址上门去拜访。吴君曾到宝城45区一个工厂宿舍拜访一个女作者，去的时候带了几个苹果，走的时候，对方没啥送的，硬塞给她两块肥皂。时常还会有一些作者来编辑部造访。当时交通不发达，我们往往会留他们吃个饭住一晚，女同志就挤在吴君的单身宿舍，她们一聊聊一通宵。作者队伍就这样慢慢培养起来。
1988年11月，第一期《大鹏湾》印出来了，内容、设计、编排都还是不错的。八卦岭当时是深圳的印刷重地，县文化局局长何朋先之前在武装部搞过文字工作，和那里的印刷厂有过联系，他给牵的线。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脑排版，是比较原始的划版，我们一边做一边学，还要坐中巴跑到八卦岭那边去。吴君每次去，回来就要病一天，她受不了中巴车的气味。
一开始每季度出一期，每期印三千份，一部分会送到县属各文化站，一部分要编辑部想办法销售。当时图书市场很活跃，盗版书也比较猖獗，所以诞生了很多书商。我们把杂志交给书商代销。但是，书商代销有时也不可靠，当时的坪地镇（今龙岗区坪地街道）有个书商，欠了几百块钱书款跑掉了。
《大鹏湾》创刊后，一开始在社会上没什么反响，摆放到书店书摊上，卖得也不好。客家人有句老话，“头发洗湿了，那就一定要剃了”。既然出了第一期，这个事一定得做下去，而且还要做好。如何提升刊物的影响力，我们的共识就是集中精力，把刊物质量提上去，办出自己的特色来。
1990年以后，情况好转，市场慢慢有了起色，开始有销量了，发行量从3000份增加到5000份。尽管如此，经费依然吃紧，局里几个领导都支持办这个杂志，有时会从其他经费里抠出一些钱拨给《大鹏湾》。
因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宝安各类企业蓬勃兴起，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工集聚在这里，《大鹏湾》选稿用稿也格外关注这个庞大的群体，反映打工生活的内容比重也越来越大，逐渐占到发表作品的70%，呈现出鲜明的“打工仔文学”特色，社会影响逐渐扩大，杂志不但销到深圳各地，也逐渐流向周边，如东莞、惠州等地，投稿的作者遍布珠三角各地区，也形成了许多区域性的作者群，像龙华片区的作者是比较多的，来稿量也最大，出现了不少优秀作者。1990年的时候，作者队伍已经发展到100多名。
1992年以后，我们申请扩大版面，页码就从原来的46页增加到了64页，1993年又从之前的季刊改为双月刊。来稿量最大的时期，邮局每天早晚往编辑部送两次信件，每次都是一大包。
1995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发行量逐步增加到了每期十多万份。很多外来劳务工就喜欢看打工的故事，喜欢看《大鹏湾》，因为在里面可以找到共鸣，读者的来信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记得有个读者在来信中说，“我是百万打工仔中的一员，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经常啃着你们生产出来的精神粮食以填饱我精神上的饥饿。”还有一个读者在信中说，“好像我们的经历都被你们刊发出来了。”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编辑部送杂志的车时常要经过南头检查站，那时候进入深圳经济特区还需要边防证，值岗的武警战士一看是《大鹏湾》的车，会非常礼貌地过来打招呼，要一本杂志，就放行通关了。
广受关注 成为全国打工文学刊物标杆
1990年8月，《大鹏湾》编辑部联合《花城》杂志社，举办了一次大型笔会。朱崇山出面，邀请到一批国内著名作家，有刘震云、王朔、吴亮、梁晓声、李锐、韩少功、周介人等，在盐田大梅沙，这些当时的文坛佼佼者，欢聚一堂，无所忌讳，几乎无话不谈。刘震云当时就职《农民日报》，他认真看了《大鹏湾》，评价很高，说，没想到宝安还有这样一份杂志，替打工仔出头，有些问题，官方不知道，《大鹏湾》知道，你们搞得很有意思，可以放开手脚好好做，我力挺你们办下去。王朔对此也挺有感触，说他自己也是一名打工仔，但遗憾自己记录太少了。周介人是《上海文学》杂志副主编，他很欣赏《大鹏湾》倡导的“打工仔文学”主张，当时他说，希望能有机会和我们联合举办“打工仔文学”笔会。
1992年以后，随着工作量的增加，编辑部陆续又招了一些人进来，搞美编的，搞案头的，多是从作者当中选拔出来的，基本上都有打工经历。一个是张伟明，他创作的小说《我们INT》《下一站》当时已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是郭海鸿、安石榴、罗向冰等，他们来编辑部之前，就已在文学圈子小有名气了。郭海鸿当年在石岩创办了一个“加班文学社”，他们的油印小报上有句口号，“我们刚刚结束为老板的加班，现在我们为自己的命运加班”，这句口号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广。这些力量的加入，给编辑部带来了很多新气象。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候，一大批文学苗子正处于萌芽状态，《大鹏湾》为他们提供了一片成长的土壤，像斯土、黄秀萍、海珠、冰野、周崇贤、邓家勇、戴斌、郭建勋、曾楚桥等，都是当年《大鹏湾》的骨干作者。《大鹏湾》也成为众多打工仔打工妹的生活助手，很多人在这里结交朋友，拓展自己的信息渠道，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打工文学”从创作到理论，逐渐形成热潮，《大鹏湾》也被视为“打工文学”的一个重要集结地，广东很多地市级刊物纷纷走《大鹏湾》的路子，仿效《大鹏湾》开辟打工文学专栏，一批面向打工阶层的文学期刊也应运而生。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曾带四个研究生专门来宝安调研，针对《大鹏湾》的办刊模式、社会影响进行了专门课题研究。
1993年，宝安撤县建区，《大鹏湾》杂志留在宝安区，“大鹏湾”海域则在当时的龙岗辖区，许多对深圳行政区域变迁不了解的朋友对此感到好奇，“怎么宝安的刊物，用的是龙岗区的地名？”
期刊管理政策也在不断变革，《大鹏湾》的准印许可证由深字号，变更为粤字号，允许在广东省内适当发行。为了适应读者的需求，杂志从纯文学刊物改为文化综合性刊物，强化了社会属性，封面也亮明了杂志的身份标签和服务宗旨——“广东省最早的打工刊物、打工一族的挚友和知音”。内容上增加了面向基层打工者的信箱栏目——“BB热线”，打工者在来信中倾诉他们的喜怒哀乐、困惑和遇到的难题，编辑一一答复，指点迷津，真正做到了“挚友和知音”。后来还开设了“大鹏出击”栏目，为打工者伸张正义，曾经有读者打电话来，说公司老板准备跑路，我和几个编辑开车赶过去，堵住大门，老板迫于压力，给工人们结清了工资。
争取刊号 2004年全国报刊整顿遗憾停办
《大鹏湾》创刊之初，定位是一个面向宝安县基层读者的文艺园地，并没有明确面向哪个群体。宝安县聚集了数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这是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也包含一个庞大的写作群。有意无意之间，“打工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大鹏湾》的主要元素。评论家温波曾经对1990年《大鹏湾》发表的18篇小说作了个回顾，他在文章里面提到，《大鹏湾》倡导的“打工仔文学”，“开风气之先，是有着明智和深远的战略眼光的。”
办刊之初，围绕《大鹏湾》一直存在一些不同声音。当时，有一种声音，不赞成“打工仔”这个提法，说“打工”这两个字比较晦暗，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提法，说我们现在是新中国，不应该叫打工，可不可以用更阳光向上的、更敞亮的说法。但当时没有可以用来替代的更好的提法，“打工”一词在社会上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同，不存在褒贬，“打工者说，打工者写，写打工者”也成为《大鹏湾》的办刊宗旨。
平时，我们在选稿编稿的过程中，没有刻意回避其中的负面情绪和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做到诚实、诚恳地面对读者，所以得到了读者，特别是一线打工群体的极大信任。
这也引起一些人的顾虑，说杂志不能老是说亏待打工仔、打工妹，杂志里面没有什么光明的东西。朱崇山知道这个情况后，给我吃定心丸，让我不要在意这些声音。
但是，《大鹏湾》的“身份问题”最终成为一个最大的限制。为《大鹏湾》争取一个全国正式刊号，一直是主管单位和编辑部向往、努力的目标。但是，国家的期刊出版政策有严格要求，作为县区行政级别的报刊要取得全国正式刊号难度太大，一直未能如愿。在全国报刊整顿过程中，2004年，《大鹏湾》正式停办，我们都感到很遗憾。
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段很充实很有意义的经历，17年办刊历程，我们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前沿经济腾飞的一段历史，这是属于编辑部和广大作者、读者、无数一代打工者共同的美好记忆。转眼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时不时有当年《大鹏湾》的作者跟我联系，述说与一份刊物的情感，总会引发我的无限感慨。
采访手记
没有消逝的《大鹏湾》
刚刚接到这个采访任务，便在一个文友群看到有人分享《大鹏湾》旧刊。这不是巧合，而是《大鹏湾》持久影响力的一个缩影。1988年面世，2004年停刊，17年间，《大鹏湾》书写了一段有关文学、打工、青春、追梦的传奇。至今，网络搜索“打工文学”，《大鹏湾》仍占据10%的话题量。
《大鹏湾》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创刊，是全国最早的打工文学刊物，见证了珠三角经济高速发展的浪潮，也见证了中国第一代打工人的打拼和漂泊，被打工一族称为“我们自己的刊物”，成为当年无数车间宿舍的床头读物。“如果想我，就看《大鹏湾》。”一对恋人曾如此告别……可以说，《大鹏湾》当年的辉煌，是车间流水线上百万打工仔、打工妹共同成就的。
伴随《大鹏湾》从启幕到繁荣，打工文学也从萌芽状态发展成为一个文学流派，成为一个时期的现象级文学现象。翻看已经发黄的旧杂志，目录上那一串串名字，让人看到了过往那段激情岁月。如今，这些作者，有些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有些搁笔多年，在其他领域开花结果，更多的则散落在历史的长河里。对深圳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家来说，《大鹏湾》是他们起航的码头，对更多打工青年来说，《大鹏湾》曾是他们的心灵港湾。他们在这里诉说自己的心事，聆听别人的命运，甚至实现一个小小心愿，从中获得共鸣、慰藉甚至生活的改善。
这里还原的只是《大鹏湾》创刊前后的一段往事，《大鹏湾》后来的故事和由打工文学所引发的思考，则更加壮观，以至于在《大鹏湾》停刊2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平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相信还会继续。
(李宁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