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那么多了。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句中的“父老”，有人认为就是前面的“故人”，有人认为不是，而是陶渊明的邻人。如果是前者，那前后是说得通的。如果是后者，那可以理解为，除了前来的“故人”，陶渊明还邀请了周围的邻居一起来饮。胡不归的《读陶渊明集札记》中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这首诗说的就是：“故人挚壶而至，渊明招父老，以荆条铺地，坐于松下共饮之。”陶渊明此前也跟邻居这么一起喝过酒。两种理解都能解释得通。
接下来就是陶渊明表达自己的感受了：“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此时的陶渊明，已经进入恍惚状态，所以他说已经觉察不到、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了；那更不用说外在的事物了，事物的贵贱也不知道。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三引陈倩父（祚明）的话说：“不觉二句，超超名理。”陈倩父的点评，需结合全诗来理解。陶渊明此诗前六句描绘饮酒的场景，故人携酒共饮，松下醉倒，父老言笑杂乱，礼仪尽失。后四句转入哲思，醉中忘我，泯灭物我之别，最终点出“酒中深味”的玄远境界。陈倩父用“超超”形容陶诗对常规认知的突破。魏晋玄学常讨论“名理”，即概念与逻辑，而陶渊明在醉态中达到“忘名忘理”的状态，既否定了儒家礼法，也超越了玄学清谈的思辨。当然，作为一个诗人，陶渊明的“不觉知有我”是一个体验性的境界，它不是逻辑上的，无法通过推演来获得，所以这里的“超超”亦指其不可言传性，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相通。
袁行霈先生分别引了《晋书·阮籍传》和《列子·杨朱》中的话来解释这两句。前者所引为《晋书》中描写阮籍的话：“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说阮籍嗜酒并且能够长啸，也很会弹琴。当心满意得的时候，他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形体存在。袁先生认为，此亦即“不觉知有我”也。后者所引为《列子·杨朱》中描写郑国国相子产的哥哥公孙朝的话：“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虽水火刀刃交于前，弗知也。”袁先生认为，此亦即“安知物为贵”也。不过需要注意，公孙朝在《列子·杨朱》第六部分一开始是被作为一个“好酒”的酒徒形象来看待的。文章中说，公孙朝的宅邸中堆积了千钟美酒，酒曲堆成了小山，离他家大门百步之遥，浓烈的酒糟气味便扑鼻而来。当他沉溺于酒时，全然不知世道的安危、人间的祸福、家业的存亡、亲族的疏近，甚至对生死哀乐也毫无知觉。即便水火之灾或刀兵之祸迫在眼前，他也浑然不觉。表面上看，这是对公孙朝的一种否定，而故事在最后从回归人性本真的角度，通过道家“贵己重生”思想对这种行径进行了肯定。袁先生通过这段话的表面意思来解释“安知物为贵”是说得通的。不过二者在命意上实有很大不同。
最后两句是陶渊明的感悟：“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两句诗看起来很好理解。不过后世学者在阐释时发生了分歧，尤其是对前一句。郭维森译注本引《列子·杨朱篇》中的“悠悠者趋名不已”来注“悠悠”，将“悠悠者”理解为“趋名逐利之徒”，这样前后两句就成了相对句，故将其译成：“追逐名利的人迷恋他热衷的东西，不知道酒里面才有很深的意味。”袁行霈先生将“悠悠”理解为“闲适自得貌”；将“留”理解为“止也”，将“迷所留”理解为“不知所止，不知身在何处。”如此则前后两句义脉相承，故他将这两句阐释为“酒中深味乃在悠然忘我”。从整首诗来看，后者的理解稍通达一些。原因有两点，一是“悠悠”句本身很自然地承接前面的文意而来，陶渊明不大可将“悠悠”还联系到《列子》中的这一句，强用典故；二是前后语意一脉相承，后四句陶渊明全然都是在言说自己，不太可能这一句突然跳脱出去，又说到其他人，通过否定他人来肯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