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宵营业的街角小餐馆从右侧楔入画面，巨大的玻璃墙营造了水族箱般的空间，将餐馆内与外剖开。“水族箱”里，三个顾客和一个店员被包裹在暖黄色的光线之中，彼此靠近却没有互动，面无表情，眼神失焦，彼此存在却互不触及。外部的街道空无一人，漆黑、沉寂，像是整座城市已撤离，只剩四个身影被困于一幅构图严谨的寂寞之中。
这是爱德华·霍普的名画《夜鹰》。创作于1941年底至1942年初，彼时珍珠港事件刚刚爆发，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夜鹰》常被认为是美国现代都市孤独的经典象征，在战火波及本土之前，描绘出一种时代症候般的心理状态：恐惧的、隔绝的、无法交流的孤独。
霍普采用了略高于人眼的俯视构图，让观者处于一种偷窥的位置。人物虽然处于画面中央，但由于霍普的特别安排，画布中央也是餐馆的边缘，即“水族箱”最靠近玻璃的外侧。观者能感受到，那是一种令人紧张的边缘位置，好像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打碎玻璃，进入画中，让人不自觉地想要推拒这种靠近，只想远远地做个偷窥者。
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研究文明的进程时指出，现代社会的情感控制日益精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有礼但疏离。霍普用画笔不仅捕捉了这种现象，而且把观者裹挟进了这种看似平静、实则深陷情感真空的状态。
20世纪初的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强调，艺术中包含心理学因素，即艺术如果没有观看者的知觉和情绪参与，就是不完整的。这种“观看者份额”理论认为，每一幅有影响力的画作都天然地具有多义性，它源自艺术家生活中的体验与冲突；观看者依据自己独特的体验和冲突对这种多义性做出反应，被唤起情绪，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艺术家创作时的体验，从而构建起一种横跨时间与个体的共鸣纽带。
撞见《夜鹰》，感受到自身被夜色吞噬、害怕与人靠近的瞬间，正是观看者份额被激发的时刻。作品向观看者抛出意义的索求：“你怎么看我？”我们不只是看见了四个人物，更是把自己的经验、情绪和故事投射进画面，获得原子化个人这种当代经验的不断回响。这不仅是一种主观体验，更可以追溯到人类感知机制的深层结构中。
然而，这一机制在AI生成艺术作品面前遭遇挑战。无处不在的AI作品可以仿照霍普的风格、构图、色彩，生成令人一眼惊艳的画面。但面对AI作品，我们要如何重现“创作者”的体验呢？
AI不会感到焦虑，没有历史，没有夜深人静的回忆，也没有对情感的依恋，更不会对战争或死亡产生恐惧。它的“创作”不依赖冲突、挣扎或生命经验，而是依赖算法、语料和结构。AI生图可能非常像《夜鹰》，可画面背后空空如也，没有人类面对世界的挣扎求存，没有那个“他者”，我们也就无法展开某种同情性理解。
AI作品自然也有多义性，它来自生成式算法对大量图像的混搭，来自指令的模糊性，而人类艺术的多义性，常常来自对经验不可言说性的探索，对传统语法的反抗、变形、讽刺，还有创作者本人生命情境与时代情境之间的张力。
因为存在多义性，观看者也能对AI作品动情，但无法产生与创作者的共鸣。动情来自我们从自身经验中提炼出一个故事，与那张图像完成一次自我重述的仪式。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用自己的过去，为这幅画补上它没有的创作历史。
这种一个人情绪上的独舞似乎描绘了一个晦暗的未来，但在生成式AI之前，我们实际已经生活在一个“无人共鸣”的时代。我们和霍普画中的人一样，面对面沉默地坐着，各怀心事（各看各的手机），没有交流，对他人缺乏“观看”的欲望。
我们可以走近霍普的画，但进入不了画中的黑夜，也穿越不了那层玻璃，走进那间无人交流的餐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