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深圳—— 把握生活与存在的真实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我想去趟布拉格》由深圳出版社付梓。对我个人而言，这是大疫之年不幸中的万幸。23个大都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在一起，分成南方以北、南方迷思和南方以南三个部分。南方以北的8个短篇写于洛阳时期，南方迷思的8个短篇和南方以南的7个短篇写于深圳。如果说洛阳是我写作生涯的起点，那么，深圳则赋予和激发了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也是迄今最重要的赋予和激发，并且持续滋养着我的文学。
书封上印着我写下的几句话，基本上呈现了我的小说创作意图，“一位青春的知情者与信徒，躲藏在学者的兜帽下写作。那丰饶而神秘的南方，那躁动而荒芜的青春。用小说的透镜来看，青春意味着什么？用哲学的透镜来看，生命意味着什么？”就像卡夫卡每篇小说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自己一样，我的小说也是写自己，因为我对他者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写作一篇小说，就是将个体性的自我放在故事的框架中进行审视，这是我唯一可以把握的真实。有评论家撰文指出“因为欧阳德彬的小说尚未完全摆脱对自我经验的倚赖，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气质、性情还是经历都不免让人想起作者的本尊，因而他的创作也就谈不上成熟，也远未定型”。我喜欢这类勉励与批评融合在一起的点评，也喜欢做一点微不足道的“狡辩”。十四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奥卡姆在抨击经院哲学时指出，人类寄居在一个由个体存在者组成的混乱无序的世界，这种唯名论的世界观催生了人文主义思潮，进而影响了现代派小说的诞生。于是，描绘都市中个体性意义上的现代人，便成了现代派小说的经典主题之一。我喜欢这一主题，有意师法这一主题。并且，我喜欢不断成长，永不定型的状态。在我看来，过早风格化并非好事。
写作小说对我来说，既是恼人的折磨，又是极致的欢乐，既是牢狱，也是避难所。从哲学意义上讲，写作小说是我认识世界的方式。有的写作者致力于外部世界的描述，有的写作者喜欢通过审视自我认识世界，只是路径和方式不同，并无高下之别，两者可谓殊途同归。而我，更喜欢第二种方式，安静地与自我对话，因为受到心底神性的召唤而写作。当然，生活在深圳，也对深圳的小说有着一定的认知。
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新兴城市，深圳有着无与伦比的召唤力，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就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南下寻梦的年轻人。当然，深圳的文学，尤其是深圳的小说，有城市本身赋予的特质。这种特质与深圳的城市化进程达成呼应。深圳建设初期，国门大开，厂房遍地开花，打工文学应运而生。此类文学多反映厂房和车间里的生活，同质化严重，大都不符合学院派的审美趣味。一些作家被定义为打工作家，打工文学成了深圳文学的代名词。新世纪以来，随着深圳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深圳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文学的题材与内容变得丰富多彩，远非“打工文学”这一刻板范畴所能涵盖。于是，有评论家提出以“劳动者文学”代替“打工文学”。“劳动者文学”这一概念更加糟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劳动者，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因此，将深圳文学归入“城市文学”更加合适。其中，小说是城市文学的主要形式。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深圳小说从创作模式上来看，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仍然占据着主流。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小说写作者很容易将寄身其中的城市与故城或乡土相比较，创作出大量的“双城记”式小说。当然，有些乡愁强烈的写作者依然写作农村题材小说。我认为，莫言、余华等前辈作家在乡土小说的写作上，树立起了无法逾越的高峰。深圳作家寄身于现代都市，仅凭记忆与虚构写作乡土小说，实在不自量力，不合时宜。鉴于这种认识，我虽然出身农民家庭，但是创作的小说几乎全部以城市为背景，是一名竭力伪装为城里人的乡下人。城市成就作家，城市也会是一种局限。莎士比亚的很多作品与伦敦无关，乔伊斯也没有只写都柏林。所以，我觉得小说创作，应该有“深圳书写”，也有一些超越地域局限，普世性的作品。
另一方面，深二代的小说创作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深二代不像父辈那样经历过艰难的打工生活，一出生就享受着现成的优渥物质条件和教育环境，并且大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的小说文化视野开阔，带有鲜明的现代性特质，跟首代移民的打工小说有着质的差异。我个人觉得，他们即将成为深圳城市文学的未来。
深圳打工小说的式微，城市小说的崛起乃是必然趋势。打工小说是城市建设初期的产物，在深圳的都市化进入新阶段以后，反映白领生活或者知识阶层生活的现代主义小说势必成为主流。这类小说更具现代性色彩和全球化意识，并且不断与世界文学接轨。曾经的“文化沙漠”，定会变成“文学绿洲”，我愿意成长为其中的一棵小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