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五分左右吧。
了解了，先生。您这个情况，其实已经有点严重了。建议先购买三个疗程，看看效果。如果效果明显，建议您再购买五个疗程巩固一下。咱们这个药，提取了几十种中草药精华，安全无副作用，还有增粗增大的功效，可放心服用。对了，先生，您多大年纪？
……
虽然我和美学家寄居在条件配置天壤之别的宿舍，我们也算是邻居。我以前多次在附近的路上碰见他。他总是脚步匆匆，边走边将头歪向一台贴在右耳上的袖珍收音机。一是因为我不想打扰别人听节目，二是因为不算熟人，所以没有主动打招呼。
袖珍阳台不仅有书桌，还有两根粗大的白色塑料管道。书桌恰好卡在两根管道中间。管道里有时候发出刷刷的欢快的声音，有时候响起咕噜的抱怨声，有时候轻声细语润物无声。这两根管道便是这栋宿舍楼的主动脉，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有点自豪。如果是污水管道，那么这半截便是这栋楼的盲肠，直通下水道。现在，我就端坐在两根管道夹缝里的单人书桌旁，回想着最近发生的怪事。
因为小说家X的复活，我对现实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对于生活，我也分不清过去是误读，还是现在是误读。或许，无论一个人多么睿智，理性多么发达，生活依然是一片混沌，难以解读，只能进行各种各样的误读，就像我现在干的这样。
比如我按照导师的指示，将论文初稿打印封装，提前一周亲自送到预答辩教授们的手中。导师说了，论文写得好不好那是水平问题，格式规不规范装订考不考究以及送呈论文时是否谦逊那就是学术态度问题了。言外之意就是，在预答辩阶段，教授们提修改意见，看的就是一个态度，毕竟接下来要按照意见修改后再送外审，毕竟离正式的答辩还有两个月之久。虽然学院规定，预答辩不通过就无法进行接下来的论文外审和正式答辩，但是，博士点设立以来没有人挂在预答辩上，当然，我成了唯一的例外。我非常认可导师的观点，并且坚信导师属于小说家X《智者家族》里塑造的那类脚踏实地做学问的开明教授，属于“智者家族”中的一员。
周二晚饭后，我按照约定去了导师办公室，导师为了等我而推迟了回家的时间。我一进门便兴高采烈地说，胶装了封面的论文打印稿已经全部送到位，其中一位退休教授因为住在校外允许我快递寄送。
导师坐在办公桌前，放下手里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将那本书倒扣在办公桌上，起身泡了一纸杯茶递给我。
“读博以来，我一直要求你遏制写小说的冲动，叮嘱你专心写论文。现在，你的论文初稿完成了，也发表了不少核心期刊论文。预答辩之前的几天，就当你的假期。当然，有空还是要多读哲学。”导师和蔼地说，目光投向倒扣在桌上的那本书。
“世界是我的意志，世界是我的表象。”我念着书封上的一句话。
“人生有如钟摆，摆动在痛苦与倦怠之间。”导师用书中的另一句话回复。这时候，导师接到电话，估计是师母催促他回家吃饭。
如今我坐在书桌前，得以重新审视见到美学家的情景。
虽然修过美学家的课程，因为那时候美学家身在外地，所以只是上网课。这是第一次私下会面。
按照提前约定，我在食堂门口等到了美学家。
我们彼此热情地打招呼。我随即将论文打印稿交给他。美学家始终保持着和蔼可亲的笑容，使得整个交往过程轻松愉快。
“你在哪家单位工作？”美学家问。
“老师，我是一名全日制学生啊。”
“我说的是读博之前的单位。”
“啊，没有单位，专职读了一阵子书，胡乱地写点文章。”
“哦，对了。你的预答辩是在什么时间？”
“老师，本周六上午九点开始，学院小会议室。”
“哦，因为最近预答辩太多，我都记不清了。人文学院的多个学科，甚至外院一些专业，都邀请我去担任答辩主席。”
“啊，老师，您真是德高望重。您辛苦了，注意身体啊。”
“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去隔壁城市的J大学博后研究，已经联系好了合作导师。”
“不错。如今就业不景气。想进高校非博后不可。”
“是的，老师，您说得对。”
美学家要去散步，而我要进食堂吃饭，便分了手。
现在想来，“在哪家单位工作”是在定位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多个学科的答辩主席”在展示权柄之大，“毕业去向”则为了收获阻断去向的喜悦。对了，明明是预答辩主席，为何表述为答辩主席？当然，我的分析也许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也是一种合理解释自己处境和命运的探索与尝试。也许美学家的学术水平已经抵达至高无上的境界，超出了我肤浅的理解和认知，不然，美学家的论著我怎么一本读不懂呢。此时，我的头脑中浮现出一幕场景：一个戴着高帽的精神病人冲到十字路口摆着手势喊着口号指挥交通。有市民看不过去便报了警。赶来的警察却说，这位戴高帽的老师正是我市最近高薪聘请的交通指挥家。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现实，我开始了一场郑重其事的自言自语。我头脑中的一个小人扮演青年学者，一个扮演小说家X。
“《智者家族》的人物形象分析存在重大错误，显然你根本没弄清楚哪些是智者，哪些是蠢货。”青年学者转述预答辩时美学家的评点。
“美学家认为的智者，恰好是我要嘲讽的蠢货。这是一种颠覆性的误读，完全走向了作家创作意图的反面。”小说家X说。
“作家死了，学术研究不是为了给作家树碑立传，而是展开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论述时一定要注意站在正确的文化立场。”小说家X将青年学者转述的美学家的这句话复述了两遍，突然激动起来：“很简单，作家不死，他们信口胡说，用那些大词唬人就行不通。先让作家死了，他们才好踩在作品之上，建构自己的假大空，混一串头衔，骗吃骗喝。他们自行注册一些国字头省字头民间学会，自封为会长副会长，收拢一帮两足兽，大搞小团体，无非是一群混世魔王。”
也许因为心情不好，小说家X退出了辩论。但我的头脑中，依然回荡着预答辩时的各种指导，美学家指出，不要引用黑格尔的美学观，因为他是唯心主义，更不要引用波德莱尔，因为他是诗人，不是专业的理论家，文学家的文章是不能当论据的。美学家言谈之间，流露出对我在论文中引用过的波德莱尔、卡夫卡、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家的不屑。显然，理论家高居于人文社科金字塔的最顶层，而理论家中的美学家，则是金字塔尖的那颗明珠。
我走出“英式地下室”，沿着杜鹃山散步，琢磨着一个古怪的问题。显然，作家与理论家之间的战争早已开始，从普鲁斯特驳圣勃夫，甚至更早，或许已经升格成一种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阶级仇恨”。
我步行到了北图书馆前面的小广场上，坐在弧形石凳上休息，忽然被一小段苏醒的记忆迎面击中。
十一年前，我还是本校一名中文系的大三学生，正因在文学期刊上刚发表过几篇小说大受鼓舞。学院要选派一些优秀学生到隔壁城市的J大学学术交流，而这个小广场，便是集合地。我因为被学院选中兴高采烈，笑着跳着，提前半小时到达。过了片刻，带队的H教授也来了。我热情地向H教授问好，没想到H教授出言不善。
“这位同学，听说你写过小说，那就是作家喽！最近有没有去城中村嫖娼寻找写作灵感啊？”H教授板着一贯的严肃面孔。
我头脑嗡嗡作响，懵在了那里。那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肤浅的头脑开启了教育塑造的自责模式，苦苦反思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这位教授。这种无来由的冒犯让我倍加迷茫。也许，在他们眼里，个体的存在即原罪。
两年后，我以推免生的身份成了本校一名硕士研究生，因为害怕H教授给我穿小鞋，没选过他的课，躲得远远的，尽量不打交道。可是，我并没有回避与沉默的自由。有一次，H教授起草了一份实名举报信，举报自己的同事J教授，列举了“教学内容有伤风化”等十大罪状。H教授让学科点的所有硕士研究生在那份举报信上签字，也就是说，以全体研究生的名义举报J教授。当班长（H教授的研究生）将举报信拿到宿舍让我签名的时候，我断然拒绝了，并悲哀地发现除我之外的同学都签了。那时候，我开始疯狂地写小说，疯狂地投稿，甚至已经不在乎学位了，自然也不怕得罪谁了。既然存在即原罪，那就是让“存在”更加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