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开始之前，是卡俄斯（chaos）。
诸多创世神话里，起初是一篇混沌。希腊神话的第一批神祇从卡俄斯中诞生；印度最古老的诗歌集《梨俱吠陀》记载，“太初之时，黑暗由黑暗深邃掩藏，无辨无识”；盘古从“混沌如鸡子”的天地中诞生，分开了天与地、轻与浊、热与冷，才有了世界。
神话承载了人的集体潜意识，命名与分类或许不是这个世界创生的方式，但一定是人认识世界的方式。
命名多数时候是有益的，它为模糊经验赋予形状，使不可见的伤害变得清晰。比如，校园霸凌手册中对行为的精细分类，“言语侮辱”“社交排挤”“网络暴力”，让原本难以指控的恶意具象化，因而无处遁形；女性文学对女性友谊、青春期情绪、生育伤痛、更年期体验的不断刻画，为那些曾经难以道明的感受找到了语言，从此爱与痛苦得以被诉说，人与人也得以彼此理解、联结。
“人天生寻求理解。”命名是我们将混沌转化为可诉说、可共情的经验的方式。但问题也在这里，命名可以是权利的声张，也可以是一种语言暴力，让原本开放的经验变得封闭。例如我们孜孜不倦地用各种方法划分性格类型、心理标签：ENFP是快乐小狗，INTP是社恐，回避型依恋注定会错过理想爱情，而NPD（自恋型人格障碍）是恋爱中的红色警告。这些原本用于帮助理解的标签，反而可能终结了沟通的欲望。人也天生畏惧复杂，因为学会用标签逃避复杂性，仿佛一旦命名完成，我们对某人的认识便也完成了。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这种困境也有其思想源头。中世纪末期有一场“唯名论”思想转向。唯名论者反对普遍共相具有实在性的观点，认为像“美”“善”“人类”这样的词，只是语言的约定或分类方式，它们本身不对应任何独立存在的实体。这场转向曾一度被视作对经院哲学的背叛，却也恰恰为现代性埋下了种子：如果共相并非真实存在，而只是人类的语言行为，或者温和一点说，是人类心灵对个别事物个别性质的概括，那么个体才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事物。由此，人的独特性、主体性被重新发现，这正是人文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根基。
我们当然无法彻底丢弃抽象共相的认知方式。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说“美”，说“勇敢”，说“智慧”，我们需要这些标签去理解与交流。但当“美”只剩标签，而与个体的美——某处美景、某段旋律、某个灵魂——脱节时，我们就失去了与现实和具体连接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每个人或许都会在思想历险中不断经历从个体经验中抽象出意义、再从抽象返回具体的循环。
在命名与经验之间，在标签与具体个体之间，我们反复徘徊，希望以此抵达真正的理解。正如唯名论者提醒我们的，“美”只是一个名字，它本身不携带意义，唯有在具体的人和事中，我们才能重新发现“美”的存在。同样，“社恐”“自恋”或“依恋障碍”不过是认识他人或自己的一个起点，而绝非终点——是的，尤其是认识自己，人常常害怕恐惧于对自我的深度探究，被命名被归类被贴标签时带来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正是最迷人的陷阱。因为标签具有暗示性，它不仅安慰人，也驯服人，它让人从原本丰富多元的选择中，不自觉地滑向标签所指的那个狭窄晦暗的自我想象。久而久之，标签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使人活成了标签所说的样子。
二战期间，维特根斯坦在与学生马尔康姆的通信中曾经质问对方为何如此轻率地谈论“民族性格”这种概念。他写道：“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
也许，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与卡俄斯搏斗，试图从中抽出秩序、稳定、意义。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危险的标签，它阻隔了理解，也将永远处于生成之中的，开放事物局限在了某时某地某个剖面。
从交流与相互理解的角度看，命名十分必要，它让我们得以指认、沟通、靠近彼此。但这不应该是终点。唯有在命名之后，依然保持追问的勇气、细看的耐心、与他人（或自己）同行的愿望，理解才得以持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