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傍晚的地铁上挤满了人，纷纷化身铁皮罐头里的金枪鱼，完整的蓝色衬衫，白色衬衫，黑色皮包，彩色午餐保温袋都被挤成了零碎的形状和色块。橄榄油，植物油，食用盐，水填塞了肉与肉之间的缝隙，发出油腻的，湿淋淋的，疲惫的味道。头顶的警铃声大作，他刚刚奋力从站台上的人群里突围，挤进了金枪鱼中间。于是他也发出了油腻的，湿淋淋的，疲惫的味道。
地铁开动了。他已经不再年轻，顶着巨大的肚子，像顶着一枚神秘的螺壳。他的螺壳挤到了前面一位年轻女孩，对方有些嫌恶地皱皱眉，他知趣地微微侧转身，显出笨拙和局促，旋即意识到这种侧转身并没有改变肚子占据的空间。
二十一世纪初，他还是深圳一家假日酒店的大堂经理，一个月拿四千六百块。有天晚上，他计划带着读小学的女儿一起参加饭局，两个女服务员跟在他身后。女儿打开家门，看到两个年轻漂亮的姐姐，害羞地躲进了房间，摆弄起书桌角落的书本。女服务员脱掉了制服，穿着当年流行的低腰牛仔裤和露脐背心，长手长脚，把肢体扭摆成美丽的姿态，斜倚在女儿房间的门上，问她功课做得怎么样了，笑声是一串串的铃铛，碰撞在一起发出清脆声响。他们围着酒店二楼西餐厅的餐桌坐下，他教女儿把白色的桌布角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杏鲍菇被淋上了一种特制的酱料，和一种甘美的螺肉一起躺在雪白的盘子里。女服务员嗲嗲地喊他“经理”，像容器里的杏仁露豆腐，透出冰冷的清甜。
“经理，你女儿问你，这是什么螺？”
他陷进了白花花的杏仁露豆腐里，桂花酱一股脑灌进了他的上呼吸道，齁得他喘不上气。
地铁里的人流稀了一些，空调变冷了。他终于等到了一个属于他的座位，走上前，把酸痛的腿放了上去。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腿，干瘦，胫骨细而长，洁白的脚趾隐没在深蓝色的卡骆驰拖鞋里，像银色的鱼类一头扎进望不到底的深海。一场大雪过后，女儿消失了，脚印消失在了老家的院落尽头。少得可怜的摄像头没有记录下女儿的身影，警察表示能力有限，但还是象征性地出了一部分警力，随着时间推移，这件事变成了风干的青口，慢慢搁浅在礁石的缝隙里。亲戚朋友也曾尝试着帮忙转发寻找女儿的消息，但最终一切还是慢慢归于不可阻拦的平静。卡骆驰拖鞋是假的，正牌的英文拼写本来应该是“crocs”，一双差不多要大几百，他在一家小店买了这双“corcs”，一双只要四十多，但远看还是“crocs”。放在膝盖上的手青筋分明，和脚趾一样洁白，掌心红润，但时不时冒着手汗，湿粘极了。这本来应该是一双拿钢笔的手。
他小时候成绩很好，脑子聪明。作为省报首席时政记者，父亲总穿着藏青中山装，口袋别着两支钢笔，深夜常常在伏案撰写社论，或者带着海鸥相机奔赴抗洪前线，全国各地出差。母亲是市立医院的主任，白大褂口袋里永远插着听诊器，办公桌上堆满病理报告，那些康复患者送来的锦旗，在办公室墙上舒展成一片灿烂的云霞。他和大哥，二姐，四弟一起被母亲和爷爷奶奶拉扯大，父亲始终是缺位的角色。不过父亲每次回家，还是会先问母亲他们几个的表现。他往往和三弟靠在一起，互相从身后揪住对方的衣角，大气也不敢出。等母亲把他们的罪状挨个说完，父亲总要喊他和三弟跪下，然后抽出腰上的皮带。有时骂得激动了，干脆直接一脚踹在他们的背上。他一直记得。
他皮归皮，念书却真的用心了，写一手漂亮的，有力的钢笔字。班主任跟他父亲说，他的成绩考个像样的大学绰绰有余。所有人都对他寄予了厚望，然后他在高考前一个礼拜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脸色青紫。
父亲吓得双腿发软，把一米八的他放在了自己并不宽阔的肩膀上，从职工家属楼顶层往下跑。楼道里有尘土飞扬的味道，也许是因为堆叠了太多的煤块，阴冷，干燥，呛喉咙。他多年以后在南方的梅雨季节，总是想起那股味道，被记忆加工美化，和眼前的油腻，湿淋淋，疲惫遥相呼应，一时竟分不清他是在十八岁的北方楼道里，还是在五十二岁的南方地铁上。
他醒来的时候，满眼都是白色。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枕头，白色的护士和大夫，白色的墙。只有来苏水是红棕色的，冒着甲酚臭气。他着急地探身问白色的大夫，他还能不能参加高考？白色的大夫说，不能。他得的是气胸，发病急，在一九八七年的高考前夕，奏鸣曲敲下了终止符。十八岁的他很帅，高鼻梁，双眼皮，大眼睛，睫毛像两把遮阳伞，伸进金色的病房夕阳。他顶了一张电影明星的脸，一张似乎铺了星光大道的脸，将自己埋进白色的被子和眼泪里面。
第二年，父亲安排他在本地最好的中学复读。他坐在桌前，嘴里咬着钢笔，脑子却想的是外面的世界。昔日同学给他来信，说的都是外省的学习生活如何精彩，他的心也痒了起来。与此同时，那座命中注定将要和他发生交集的南方城市还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被一支笔圈住，轨迹从此大变。一家新建的大型酒店放出公告，要招聘一批客房服务员，一个月给二百二十块。他心动了。要知道，父亲在内地已经干到了高工，一个月不过能拿一百二十块。
复读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但不知道自己这样辛苦学一年，最后会去到什么层次的大学，更不知道读完四年后，他一个月能赚多少钱。现在的二百二十块是摆在眼前的，是真实的，是赤裸裸的，是直观的，不用猜测，不用担忧。父亲用了二十六年，才走到了一个月一百二十块的位置，但他现在一步不用走，只要过了这家酒店的笔试面试，他就能拿到二百二十块的体面待遇，一步登天。
一九八八年的燥热夏天，他只身南下，背着巨大的双肩包。站了一路，没有座位，车厢燥热，昏昏沉沉。下火车后，他的眼皮一直打架，但还不能睡，要帮同行的年轻女孩搬行李，从车皮里一趟趟撤出到地面上。怨气和热气裹卷住他，他的汗成股流下，在衣服上留下了大片的白色的盐渍。这里是真的热，胃口变得很坏，他满大街找一口家乡的面，都找不到。把行李放进酒店的集体宿舍，老乡给他递了一碗绿豆汤，冰镇过，很甜，豆子没有完全煮烂，有些揦嗓子。他第一次见到绿色的绿豆汤，新鲜极了。他小时候见过的绿豆汤都是红色的。
他用那双拿钢笔的手擦马桶，铺床单。他多年后教女儿，两只手拎住被子的两个特定的角，一抻，一展，一对折，被子就叠好了。他有些得意自己叠出了完美的、工整的被子。女儿对此不置可否。女儿高考完问他怎么填报志愿，他和她一起坐在家中的台式机前，愣了很久。女儿的眼睛写满了失望，和对自己前途的担忧与恐惧。他打电话给父亲，父亲对于女儿挑的那个大学不太满意，说那座城市位于内陆，发展得很慢，比沿海发达城市至少落后了三十年，不要去冒这个险，不然会有心理落差。但女儿执意要去。最后父亲说，看看那座城市有没有机场，有机场，就可以报，没有机场，就不必吃这个苦了。结果没想到，那山沟沟里面的四线城市，竟然真的有机场。
女儿去了那个大学，得了抑郁症，几乎每天都在哭，这些，他多年后在过年的饭桌上才知道。他有太少的“知道”，他有太多的“不知道”。他不知道女儿从初三开始已经出现了青春期情绪障碍，妻子带着女儿从医院回来，茶几上遗留了一份病历。他不经意地翻开看，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emotional disorder”，他用他紧张巴巴的酒店英语词汇量端详了半天，没看明白，想去翻英文辞典，又想起家中唯一一本英文辞典被丢在了卧室的床头柜深处，翻出来估计也有好多小虫了，于是没去翻找。他不知道中考完后，女儿和妻子大吵，家里的碗砸碎了好几个。他不知道女儿上了高中，遭到了室友们的一致厌恶。妻子多年溺爱她，不让她碰家务事，她连洗衣机都用不习惯，干脆把脏衣服攒一周，周末用行李箱拉回来洗。喝剩下的牛奶忘记丢了，就摆在橱柜里，过了半月才想起来，已经发臭腐败得厉害。早上也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