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 人
当文天祥在崖山海战结束后被押至大都，在天下宋人眼里，文天祥不死，就意味着大宋的希望火种未灭，否则明代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时，也不会将“文谢之死”列为全书的最后一章。这至少说明一点，哪怕到了明代，在学人眼里的宋亡标志仍是文天祥之死。可为对应的是，今天不少人写关于文天祥的文章和著作时，大多会引用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即“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降，而亡于潮阳之执；不亡于崖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
解释一下，所谓“皋亭之降”，是指德祐二年（1276）正月二十一日，当时元军统帅伯颜屯兵距临安三十里外的皋亭山，宋太皇太后及五岁的宋恭帝赵?被迫献玺投降。在元人眼里，此为南宋灭亡的标志；所谓“潮阳之执”，是指文天祥于景炎三年（1278）十二月二十日被俘后押至张弘范所在的潮阳；所谓“崖山之崩”，是指祥兴二年（1279）二月六日，宋军溃亡于崖山海战，陆秀夫负帝蹈海之事；所谓“燕市之戮”，是指文天祥受刑的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其受刑地为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在当时称燕市，又称燕京。
这句话既是文人感慨，也是对文天祥的历史定位。
但这句话出自谁的手笔呢？
在中华书局版的《文天祥诗集校笺》里，校笺者在序言里不出意外地引用了该言，从他给出的注释看，该言出自元代学者黄溍的《文丞相祠堂记》一文，另外一本名为《崖山》的著作也引用了该言，作者说它出自黄溍的《祠堂记略》。我当时读过这两套书后，虽对引文出自两篇不同的文字微感诧异，也没有多想，只觉得这句话应是黄溍所写无疑。
但问题还是出来了，当我再读到明代学者杨士奇的一篇《文丞相祠重修记》时，里面有“北京之有公（‘公’指文天祥）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刘崧，始建于教忠访，今顺天府学之右，而作塑像焉”等句。
我的确意外，杨士奇说得太清楚了，北京的第一座文天祥祠堂是到明代朱元璋洪武九年（1376）时才建，这岂不是说元代根本没有建文天祥祠堂？黄溍是元朝人，他笔下真的写有《文丞相祠堂记》或《祠堂记略》吗？我原本就是有考据癖的人，发现问题后，立刻把我收藏的天津古籍出版社的两卷本《黄溍全集》和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四卷本《黄溍集》翻了个遍，果然既找不到《文丞相祠堂记》，也找不到《祠堂记略》。
结合杨士奇的话我能够肯定，《文天祥诗集校笺》和《崖山》作者都搞错了，黄溍没有说过那句话。它究竟是谁写的？
我在数月前读到明代学者黄淳编撰的影印本《厓山志》时，极为意外地发现目录中有篇《文丞相祠堂记》，我急忙翻到该页，该文果然包含了那句话。得遗憾的是，整部《厓山志》并非黄淳的个人著作，是他收集的从元到明的大量诗文合集，书中有些文章注明了作者，有些文章则没有注明作者。这篇《文丞相祠堂记》恰恰没有注明作者。对我来说，该文的出处是找到了，但终究没找到作者是谁的最后谜底。如果该言的最初出处就是《厓山志》，那么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恐怕就不再可能发现了。
回过头来看引文这件事，的确很小，但仍给了我最大的提醒，引文最好出自第一手资料，一旦人云亦云，只怕就会犯下不准确的错误。当时代愈是浮躁，写作不愈是需要写作者严谨对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