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与非同类之间维持着适当的亲密——江河聚集在一起会形成滔天的洪水，鱼群拥堵在一起则面临被捕的风险；水土和谐则能保持草木的风貌，鱼藻共生才能防止河湖的富营养化。维持一点遥远与陌生，让每一个肉身保持自己的独特与鲜活。
狐狸的药丸
书中的狐狸总有自己的独家药丸，这药丸能让人肉身不死、永葆青春。
《聊斋志异》里有十多个狐医故事，当主人公病入膏肓之时，狐狸们便会拿出她们的独家秘方对其进行救治。比如狐妇救活武孝廉，华姑治愈傅廉的“天阉”，等等。
疾病，是一道界限、一条分水岭，进出之间，人面已无，世事已变。天道的变化、命运的浮沉，渺小的个人面对时只能深深喟叹，哪有什么权力选择呢？“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肉身的病痛应当去求医吧，求医得不到预想的结果，长久的病痛便会抻平最初的期待，像老饭桌上的油渍，细腻而均匀地嵌在木缝中，无论如何擦洗，都无法除去。此时，人们就开始后悔，当初要是没有这么大的期待，就不会有眼前这么多的无奈。由此，又生出许多的人生喟叹，如若当初诸事不投入过多的体力精力，身体便会保持强健，也没有这般病痛了。
心理的防线有时就如秋日的蝉翼般脆弱，肉体的痼疾和精神的伤痛总是并生的。《娇娜》中的孔雪笠在皇甫公子家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在观看婢女香奴弹唱之后，食指大动，难为冯妇。“饱暖生淫欲”，又不小心外感“盛暑溽热”，结果“胸间瘇起如桃，一夜如碗，痛楚呻吟”，身心疾病齐发，难做下步打算。
面对难解的疾病，古人往往会预想出一位狐仙，拿着或黑或红的神秘药丸，救人于水火。在中国的文化中，人们习惯于将“病”实体化，并表述为与肉体相关的形变，如上文所说的孔雪笠胸前肿起的、如桃子般的肉瘤。实体化的东西往往只喜欢发展而不喜欢改变——不借助外力，肉体的肿物总是越变越大而非改变性地吸收消失，此时，出现一位医术高明的狐仙，便再合适不过了。疾病的开始是身体的不适，而疾病的结局必然只有一个，即加速的死亡。借助外力就跳过了对疾病开始的思考，人们不用再去回忆最初身体是如何不适的、症状有哪些，也不再需要去想造成这些不适症状的原因，想着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越过关于开始的思考也就可以不再直面作为结局的死亡——服下药丸便可使疾病痊愈，生龙活虎，一如往昔。
据弗农·史密斯的研究，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非血缘关系的群体合作几乎仅见于人类社会。当在人类社会中难以找到帮助时，人们便想象出一位狐仙，狐仙的药丸能够让生命复制，能够让人获得重生。如此，就可以不用像海德格尔那样直面死亡，平稳而和缓地走向肉体的永生。这样，时间会慢慢过去，像打磨大理石般，把疾病的创伤磨成平面，不见阻隔，不见褶皱，遍是花纹——作为经历的痕迹，留在那里。
肉，即是权。
《说文》：“权，黄华木”，假借为秤锤。秤锤并没有固定的位置，灵活、可移，权是用来权衡利弊、比较孰轻孰重的，不具有排他性。人们希望肉也是如此，肉身也是如此，不排他，不断适应环境，并从中得到发展。有始有终的“病”则是这种肉身的大敌，狐仙的药丸便是一种外力的变——个人难以改变，遵从外力、顺势而为，也是一种智慧。
权不足，谋来补，“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人的基础是肉身，想要驾驭他人的肉身，是要用“谋”的，狐仙的药丸便是想象中“谋”的一种。以有形对抗有形——靠实实在在的药物对抗病症，而不是用抽象的原则解决实际的问题。可能历朝历代有太多用道德的名义掩盖实际利害的例子，引经据典的道德名目，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还不如想象中的狐仙与药丸。
不过，忘情于世事是多么的艰难，摒弃个人意志，用自己的肉身诚心诚意地活好自己的位置，是最好的选择了吧。想象毕竟是想象，但想过了，便也没有遗憾，问心无愧了。
鸡公煲——在遥远的地方为人所爱
鸡公煲，是一道没有定性的美食，随制作地的改变而加入风格各异的配菜。据说，重庆鸡公煲起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原名叫“鸡煲”，它和重庆这座城市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是福建莆田人在上海创建的。名字中的“重庆”，是创始人的名字。
鸡公煲的店面，是近几年才出现在鄂尔多斯的。在一系列断陷带和断裂束的包围下，一块写着“鸡公煲”的红色招牌立在高原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与羊与地生死相依，日子循环往复，没有什么变化，这块红色的小招牌将规律的人们转入另一方天地，崭新而熟悉。
崭新而熟悉的天地里，往往隐藏某段亲密关系，续写着爱情的故事。爱情也和鸡公煲一样吧，因地而异，各不相同，但又都真诚而热烈。北方人喜食碳水，面筋块、手擀面、火锅面、宽粉、土豆，都是常见的配菜——碳水带来的饱腹感，好似一段感情经历给人的满足——一种不在乎结果，只注重过程的满足。冬日北风呼啸，店内热气腾腾，雾气飘飘。徘徊的雾气像极了小情侣互相有些猜忌却又饱含爱慕的心。
人们总是喜欢将一切纳入规矩之中，自觉地给自己套上枷锁，总想用一套条例来规范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正如福柯所言，在中世纪，精神病患者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于闹市并受到尊重，可现代，精神病患者必须在医院接受治疗，人，早已无法迁就不确定性了。作为一道菜肴，鸡公煲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规则，不再安分守己地享受“正宗”与“地道”，甚至不再追求单纯的美味，低沉的煮沸声，消弭着食材间的差异——青笋裹上了土豆的绵软，粉条因宽汤的浸泡而变得透明。直到把所有的分歧都融化了，仿佛奥涅金与达吉雅娜都可以达成美好爱情了，整个锅子便开始震动，冒出隐隐的白烟，热烘烘地上下浮动，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氤氲起来。
德尼·德·鲁热蒙认为，“人们追求‘理想的男性或女性’，不过是为了去爱真实的人，因为‘那一位’理想伴侣仅仅是理想自我的投射，而非某个拥有他或她真实人生的个体”，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人对某种食物的喜爱不仅与历史、环境、物候相关，而且是“理想自我”的表达。现实中不完美的自己、失败的自己、孩子气的自己，都在食物入口的瞬间坍裂，碎在地上，融化在一起，抚平被现实剜开的裂缝。理想的自我随着味蕾的舒展翻过现实的平坦颠簸、生活的油腻不堪，尽管眼前逼仄，但不能放弃对远方的憧憬与希望。对味道敏感的食客会把食物从历史中解放出来——他们不在乎食物的正宗、惯例、地道，而是让食物成为自足的个体，可以任意选择参照物。因为这些食客坚信，食物味道的感知与变化是在每一次进食中产生的，是偶发的、任意的。与此同时，食物不是凭空存在的，它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始终存在于历史之中，历史也体现在食物里。食物不需要人的理解，也不在乎人的好感，它们寂寞地快乐，有自己阳光灿烂的日子。鸡公煲有自己的小溪流——复合的味道、软糯的口感、醇香的回味，它不羡慕别的菜肴的破涛汹涌，悄悄地从上面蜿蜒流出，编织出一块发光的水面，等待喜欢它的人映上自己的笑颜。
谈到鸡公煲，总会让人不自觉地想到黄焖鸡、想到库克船长的故事。库克船长是十八世纪航海家，1779年2月13日，他被夏威夷土著人谋杀于夏威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