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章池
咕噜发现：前面那个撑船汉子竟然是他的舅爷爷。
他最初是自己咕哝着，后来忍不住向大家宣告了他的发现——自然，遭到了他奶奶的笑斥：苕伢子，乱扯野棉花！
是啊，远远望去，那个面色苦黑的岭南汉子，全身上下除了秃顶这一项，和那个逢人开口笑的鄂南汉子有啥关联呢？
我们低估了小孩子的坚持。在顺德陈村镇逢简古村弯弯曲曲的河道里，在这条阳光照耀的木船上，9岁的咕噜一再重申：那就是舅爷爷！他甚至指挥起我们的船：快，我们追上舅爷爷！
船夫，和同船的旅客们都笑了。
米莱一声不吭，她刚才因为晕车撒了娇，这会子累了。但当前面的两条船因在狭窄水面“会船”时产生碰撞，船夫和船娘相互骂仗甚至拿起桨来抡摆时，她一下子爆发，大喊：“你们不要碰舅爷爷的船！”
人声嘈杂，4岁小女孩细细的嗓音当然被淹没。但这突如其来的亲情，甚至让“舅爷爷”感受到了——哪怕忙着劝架，他还是回头微笑了一下。
咕噜大名龙循礼，米莱大名龙则灵，是我的干儿子和干女儿。在江汉平原，认干亲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他们的爸爸龙华兵，是我同村的邻居和兄弟一样的好友。华兵大学毕业后，南下发展，在《南方周末》从事采编工作多年后创办文化公司，“声音共和”Livehouse在全国做得风声水起。他是“新广州人”，咕噜和米莱是二代广州人。
那年春节，咕噜跟他爹妈来拜年，我们去广场上放烟花。一路上，五岁的他紧紧搂着我，亲了又亲，“小干干！”他这样叫我。这个他长大后也许会感到羞耻的称谓，当场让我热泪长流。
如今，他和妹妹，在两家人结伴旅游的一个陌生地方，又一厢情愿地认了一个舅爷爷，毫无预兆，猝不及防。
我不知道，这份主动，源于他们血脉中那一份“认亲”的天然渴求，还是他们的爷爷奶奶日复一日用民谣、故事、儿歌和乡音俚语持续启蒙而引发的顿悟？
在湖北，在松滋，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情，以及由血脉衍生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如竹如树，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
抬头是亲戚，低头也是亲戚，八乡十里，除了极个别外来户，极难找到不沾亲带故的家族，有的是血亲，有的是姻亲。往往是，侄子在村小学教室里把二爹打哭了，外甥把族谱上的远房小姨娶回家了，一同外出打工的尽是同族同姓，一登记选民全村就有二十个世才、十二个昌亚。
我幼时所居老宅，往西边依次住着令婆婆、传芬妲妲和家早幺幺，东边则是文贞爷爷、文元伯伯和传银老爹——妲妲、幺幺都是对长一辈的女性亲戚的称呼，亲密中带着杂乱。
岳父是许家长子，共有兄弟姊妹5人，其下辈不论是哪一房，都统一称他为爹，二妹为“大爹”（其夫郭姓，为“郭爹”），三弟为“爸爸”（其妻为“小爹”），四妹为“幺幺”（其夫为“唐舅舅”），一律为男性化称谓。
甚至叫母亲为爸爸（我更愿意将之写为“妭妭”），称女性上一辈为“爷爷”，这当然不是效仿慈禧，背景是女性坐堂招夫，执掌家庭。
在这边，“舅舅”才至真亲。结婚前，姨姐就让她小孩叫我“舅舅”，其实是表达一种亲近——你算是母亲这边的兄弟，带有私密性和家族认可，远非随地可叫的“叔叔”能比。未来的姻亲关系被偷换为一种有血缘性的“舅亲”关系。结婚这么多年后，我仍然被张书赫叫着“杨舅舅”而非姨父，我也把他当成外甥而不是姨侄。是这样，妻子那边亲戚众多，我们常常称为“小冉舅舅”“小丁舅舅”“小熊舅舅”的，其实都是姨父。
我们驱船追赶着“舅爷爷”，阳光一会儿照在左边，一会儿照在右边。我们谈起很多人、很多事，总离不开老家。
华兵问，你知道央视2018“最美孝心少年”覃可欣么？当然知道，那是我母校实验中学的学生啊。为挽救患白血病的母亲，10岁的她拼命吃饭锻炼，5个月时间增重18斤，体质顺利“达标”。经过4次每回超过4个小时的复杂手术，她移植了400多毫升造血干细胞给妈妈，捐髓救母的事迹让松滋这个地方更广为人知。孩子是妈心头的肉，也是跪乳的羔，反哺的鸦。孝亲敬老，应该是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基因自觉吧。
家乡毕竟太小，太窄，太慢，新鸟们长齐了翅膀，就扑腾腾飞向外面的世界。或考学，或入伍，或打工，经年累月后或满载而归，或铩羽而返，就都老老实实留下来，接续起那些亲情，一片融融；有的做了候鸟，不管如意不如意，逢年过节回乡一次，或张扬喧嚣，或安静低调。
家乡犹如一个挑剔而古板的老人，以固有方式考量着还乡的孩子们。很长时间里，乡人的一个共识是，“认亲”须“放低”，返回乡村的方式必须约等于你当初离开它时的姿势。乡人胡氏，贵为省报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某日回乡之后，脱下皮鞋卷起裤角就下田干活，而后一溜烟将满满一板车莲藕推到县城叫卖，多么了不起的人！——这是乡间一直流传着的美谈，淳朴是他们最尊崇的品质，谁拥有淳朴谁就是大家的好儿郎。当他赤脚的那一刻，他被家乡热气腾腾的胸襟抱个满怀。
但还乡者若带来一丝趾高气扬，或衣锦还乡的傲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乡人讥诮的口中，有这样一个人，当了八品小官，一日回乡后叉起手来考究风水，百思不解：“我这个屋啊，前面没有望山，后面没有靠山，怎么就出了我这号人物呢？”这句话瞬间构建了他在全村人心中轻狂、油滑、虚张声势的形象，且不可推翻。很难说家乡的“非此即彼”和“非黑即白”二元论没有道理，因为知根知底啊。想象一下，面对乡亲们的搭讪，生瑞叔说“我到前头去了一下”时全村人都知道他是和县长在一起谈工作，而德旺再怎样逢人就说“我到行署去了一趟”，所有人都知道他只是到荆州农贸市场去购种子和农药。
更难堪的，是下面这个被反复播映的场景——
那闯入者停下脚步，疑惑地望着眼前这片庄稼：一望无垠的活色生香——绿油油的叶子，红色的茎梗，开满了粉白色的花。他将行李换到左肩，向田野里撅着屁股除草的庄稼汉发问：“老乡，这绿叶叶红梗梗是啥东西啊？”对方抬眼一瞅，却勃然大怒：“啥东西？老子打死你这个不肖子！”——他运气太差，回乡第一问就问到了亲爹。
气愤不已的老头举起锄头劈头盖脸抡向儿子，可怜的后生闪避、奔逃，惶恐之下脱口而出：“救命！荞麦田里打死人啦！”伏兵四起，埋头劳作的一众赤膊农民齐齐露头，庄稼地里响起一片嘹亮的合唱：“绿叶叶，红梗梗，荞麦田里打死人！”歌声追咬着那个狼奔突的身影，像极了草船借箭后孙刘联军刺耳的奚落：“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忘本——多年后他仍然甩不掉这条羞惭的尾巴。
故事的主人公身份已不可考，或曰离乡数年年少轻狂的大学生，或曰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小科长。
在叙述者和倾听者共同营造的情节中，后生穿着当然的西装，他由于进入新环境而产生了相对于所熟悉的周遭的优越感，所以竭力必须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外来者，而非这块土气的土地上结出的果子——对熟知的东西表示陌生以凸显自己的高贵，但可惜，败在老父不讲理的锄头下。
那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一个离家数年的人，被新知识新图景刷新甚至“格式化”的人，他激动地看到了荞麦。如何称呼这种作物？在“近乡情更怯”的慌乱中他重新调集记忆储备，却一时供应不上，“见荞不是荞”“心中有荞，口中说不出荞”。他一时的窘迫被定格了，故事在一遍遍的演绎中变形了，被误读是他无可奈何的命运，他狼狈逃窜的背后，是一代乡村不依不饶的骂声。
我对华兵说，可能我也是那个“忘本”的人。当年我离开新江口到荆州城念大学，两个月后回来大吃一惊，怎么美丽静好的县城这样破旧不堪！——这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