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芬
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语文教师，广东省作协会员，深圳市优秀教师，第十届闪亮龙华人，出版长篇文学著作5部，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作品400余篇，曾获“西凤杯”全国青年散文大赛金奖、“温泉杯”全国短篇童话奖、“周庄杯”全国短篇小说奖等百余个文学奖项。
2000年，千禧之年。
南下打工的浪潮继续汹涌，一群又一群打工者被推到广东，推到深圳。
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非南下，我家就在广东河源的一个小城镇里，离深圳并不远，开车两个小时就到。当然，那时没有自己的车，那时的路况也不好，那时的大巴车还特别爱绕路兜客，下深圳需要四五个小时。
那时的我刚刚中师毕业，通过学校介绍，获得一次到深圳横岗一所小学面试的机会。
妈妈很担心，因为我从未独自出过远门。我坚持要去，我向往人们津津乐道的“特区生活”，我渴望得到一份“月薪一千”的工作。那时我爸一个月的工资才600多，要养活一家五口。妈妈拗不过我，只好同意。
2000年7月18日，是我出发的日子。那天，整个世界热得像蒸笼，像梦想一样滚烫。
早上还好，有风。一大早，妈妈给我买了两个肉包子当早餐。里头的肥猪肉馅油腻得很，但我还是吃下去了，总比路上饿肚子好。但后来证明，宁愿饿肚子也不应该吃下这两个包子。
背着一个背包，我出发了。背包里放的不是衣物和食物，而是我读书时的一些获奖证书，还有两本书，《广东省中师生优秀作文集》和《师范教育》，里面有我的文章。那是20岁的我最值得骄傲和珍藏的荣耀。
我爸用摩托车把我送到国道，我们站在路边等待下深圳的大巴或中巴。
我和我爸都没什么出行经验。等了一会儿，我看到一辆从梅州到深圳的车，就伸手拦了下来。车上有一个人问：“去哪?”“横岗大厦，到吗?”“到到到，快点快点。”
我就这样上了车。
上了车才发现，那是一辆卧铺。车里一股浑浊的气息差点把我熏倒。里面铺着密密麻麻的床铺，无一虚席。我问收我钱的人：“还有位吗?”那人指指车尾的上铺，说：“那。”转身就去招揽路边客了。
摇摇晃晃的车考验着我的平衡力，我觉得胃里开始泛酸。我迫不及待地想找一个位置坐下，却不敢乱动，我感觉，想吐。
好不容易爬上了上铺，我靠在窗口的位置坐着。窗口却是封闭的，没有一丝自然风光顾，这个角落显得更加沉闷憋屈。体内的翻江倒海刺激着嘴里的唾液不断往外涌，恶心的感觉一直袭击着我，我拼命喝水，希望可以压制住胃里乱窜的洪流。
因为车厢的高度问题，坐在上铺的我没办法坐直腰，身体斜靠着后背，肚子更不舒服。当大巴车再次来了一次急刹车以后，我胃里的东西终于造反成功，从我嘴里奔涌而出，我吐得眼睛泛白，喉咙干痛，直到胃里的东西完全清空，我才觉得轻松了一点儿。
可接下来要面对的场景更加难堪。我无法解决座位上的呕吐物。闷热的车厢里，它们的光临直接把空气里的味道推向让人崩溃的边缘。对面的人厌恶地把头转向了另一边，前面的人用手捂住嘴巴，继续逼迫自己睡觉。我觉得很惭愧，很难受，很尴尬，试图寻找一些东西把污物盖起来。可我发现，我的背包里竟然连一包纸巾都没有。
离我不远处有一位年轻人给我传来了一包纸巾。怀着十二万分的感激之情，我接过了他的纸巾。我本想省着点用，还能还他几张，可结果证明，还不够。在一层又一层白色纸巾的铺盖下，味道总算被掩盖了一部分，座位上看起来也没那么触目惊心了。我把自己使劲地往角落里靠，不敢再看它一眼，我怕我的想象会继续引发我反胃。
那个年轻人对我说：“你到下层去吧，下层会舒服一点，有人下车你就去坐。”
我感激地对他笑了笑，艰难地爬下了上铺。我出征的第一个座位，留下的不是我的荣光，而是我的狼狈不堪。
我靠着铁栏杆站着。我不太敢靠近别人的床位，我觉得自己很脏。嘴巴、头发、衣服、手……都脏，我迫切需要干净的水把自己冲洗一遍。可在这大巴车上哪有水呢?在家千日好，离家一日难。刚出远门的我就已经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
有人把下铺的窗打开了，有风吹进来，舒服得要命，我觉得自己活过来了。
接下来的路程我就这样站着，重心不断交替，左脚换右脚，右脚换左脚。我自信自己不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人，我从七岁开始挑水砍柴浇菜卖菜，可我不得不说，这样站几个小时真的很累。
不仅累，还很紧张。我怕坐过头。我几次问那个卖票的人：“横岗大厦到了没有?”那个卖票人被我问得很不耐烦，狠狠地甩下一句：“到了会叫你！”
我不敢再问了。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相信他，我怕他忘了。但我又只能选择相信他，我根本不知道横岗大厦在哪里。
我到站的时候，上铺那个年轻人还没有下车，我想跟他再次说声谢谢，却来不及了。那个卖票的人急促地把我赶下了车。我对深圳速度最初的感受，就是从这个把我叫上车赶下车的卖票人身获得的。
那个年轻人的样子我已经不记得了，但那一包纸巾的柔软与温暖，还一直包裹着我的心。而我出门必带纸巾的习惯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养成的。
下了车，我感到头晕目眩。头顶上火辣辣的太阳光加上连站几个小时的疲惫让我脚步有些轻浮。我在一个站台上停下，靠在广告栏上稍作休息。我抬眼看看四周，眼前没有传说中的黄金满地、高楼林立，我所站立的地方似乎不是那么“深圳化”。
对面有一座楼的确很高，上面写着“横岗大厦”几个字，但外观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窗明几净。有一排排的厂房，也有低矮破旧的瓦房。我身后有一个看起来比较高大上的商场，但兜里的轻薄压抑了我走进去逛逛的冲动。我又把目光放在眼前，马路边上，有许多摆路边摊的小贩，卖菠萝卖玉米卖西瓜卖眼镜，再往巷子里看，是一排商铺，它们在卖衣服卖五金卖生活用品卖电器卖手机卖CALL机卖VCD。多家商铺面前都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公用电话”字样。
我之所以看得这么仔细，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好几辆摩托车仔向我围过来，在我身边来个急刹车：“小妹，去哪里啊?”有些摩托车没有靠过来，从我身边经过时会突然按响喇叭，好像在提醒我，要坐车就找我啦！
我双手握着背包的肩带，一直摇头。
有一个看起来比较面善的大叔说：“小妹，别害怕，我不会收贵你的。你要去哪里，我带你去。”
“排榜街19号。”
“哦，那里啊！我知道，离这里不远，五块钱，上车吧。”大叔熟练地把摩托车掉转头。
我吞了吞口水，五块钱?我从家里坐车到深圳，坐了四个小时，我才花了20块。坐个摩托车就要五块?太贵了！
我摇摇头，绕过他们走上一条人行天桥，他不是说不远吗?我走过去就好了。我爸说过，路在脚下。
其实，是贫穷教我隐忍。
太阳实在太毒辣了，我没有带伞，走在没遮没挡的天桥上，我觉得自己快要被融化掉了。水泥地板散发出的热气自下而上穿过我的裤管，背包背在背上，像是给背部盖了一床棉被，汗水早已浸透衣背。我不断地摇晃着背包，试图创造一点儿风，给背部一点儿空隙，给身体一丝清凉。
天桥上竟然有人在卖东西！这么热的天，这么毒辣的太阳，他们只撑着一把伞，或什么都不用，就这样坐在路边守着他们的小摊档等待顾客光临。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比他们要幸运得多，至少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