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的吊带裙》引起了强烈反响，制衣厂女工邬霞的诗歌《吊带裙》感动了许许多多人。这首诗歌讲述了“我”深夜还在包装车间流水线上加班，完成一道道工序，“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通过“我”细致地熨烫一件吊带裙，向未来穿着这件吊带裙的陌生的姑娘，喊出了发自内心的真情，传递了一份温暖的情愫，这种情愫在传递过程中，上升为情怀。“生活多艰难，就有多珍贵”，在邬霞的文学世界背后，不仅奔跑着一个为平凡生活而奋斗的女工，而且款款走来一个腼腆内向、乐观向上、充满诗意的诗人。
诗人谢湘南的情怀，则表现在十几年如一日地把目光投向底层劳动者，他曾做过建筑工、搬运工、保安、推销员，他的视角到达处，总有怜悯与关怀，现实主义情怀浓厚。作为“70后”代表性诗人，他的诗歌像一面沿途的镜子一样，对深圳城市化进程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和变异，进行真实的现场呈现，他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底层精神样本、粗犷的生存经验与情感，他用朴素的感伤与真切的同情，用他的本心和同理心，写出了更踏实、更真实的现代化大都市的底层生活，他的诗句像一根纽带，使我们和劳动自然产生一种联结和信任，让我们与深圳这座城市变得更紧密，更通透。
曾获国际华文诗歌奖的郭金牛曾在富士康上班，他曾被派去安装“防跳网”。不难想象，安装“防跳网”，阻止更多的“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节选自《纸上还乡》）。他说，“在深圳，我漂泊了将近二十年，从事过建筑工，搬运工，摆过地摊，工厂普工，仓管等工作……一直以来，我对深圳的印象停留在‘他乡’‘工业’‘乡愁’这些词语之上。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是温暖。深圳给予了我温暖，也给我了悲伤。其实，无论多么冷漠的城市，都会有温暖在传递。”毋庸置疑，像郭金牛这样的作家，换过多家工厂，从事过十几个工种，深圳不在少数。他们劳动，写作，在文字中抒发情感，他们试图将自己感觉到的“温暖”，向外延伸，扩散，希望传递给其他劳动者，以心印心，这种“温暖”在劳动者之间传递，这种朴素的文学关怀弥足珍贵。厚圃的小说在表现底层人物时，没有太多血淋淋的伤口，而以包容、谦和、温暖的笔调展开叙事，背后隐藏着真切的人文关怀和无限的温情。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我的周围多是些命如草芥的小人物，表面上看时代的强音在他们那里被简化甚至消失掉，他们成天被鸡毛蒜皮的琐事缠绕着，对生活的束手无策几乎成为生命中的常态，不过也正是他们本身的善恶与需求，他们对生存权利的追求，超越时代意义的对命运的抗争，构成了一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它是民间的，是底层的，也是神圣的。”在厚圃看来，社会的压力和生存的挣扎不能代表生命的全部意义，人们需要更多温暖的关爱和抚慰。
我们在吴君、钟二毛、徐东、凌春杰等人的文学世界中，同样可以发现一个作家在劳动者人文关怀上所做的尝试，努力擦亮城市的精神砥柱。《亲爱的深圳》中外来女工程小桂在工厂上班，进工厂后不到两个月手就磨烂了，后来应聘到写字楼做清洁工，使本来细腻、白净的一双手加剧了腐蚀程度，她不得不成天戴着一双白色的手套。她的丈夫陈水库却以为她学办公室“小资”做派，冷嘲热讽，心生怀疑。最终陈水库在深圳犯事，想带着程小桂离开这座城市，两人分别时，她脱下了白色的手套，结果令陈水库目瞪口呆：她的其中一只手完全变成暗灰色，指甲差不多没了，剩下光秃秃的指头，有一只指头还在溃烂；另一只手套褪不下来，被流出来的浓血黏住。这双劳动者的手，女工的手——残损的手，消逝的手，沉重的手，被误解的手，承载着作家心中最深重的痛。凌春杰的《跳舞的时装》，写一个农村女孩来到城市，在一个服装设计师的家里做家庭保姆，每次打扫房间看到衣柜中漂亮的时装时都无比动心，幻想穿着其中心仪的一条裙子“跳舞”，后来趁主人不在家时真的穿上这条裙子跳舞，但她内心的忐忑不安也随之而来，直到她回老家结婚时女主人给她寄来了那件裙子，此时她的内心释然了，这种消解城乡紧张关系的“释然”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宽恕，同时这种谅解最初来自于这个女孩子善良纯朴的美丽心灵。钟二毛的小说《死鬼的微笑》，讲述了一个建筑农民工从脚手架坠亡之后，他的老婆从农村来到城市，拿着赔偿金去高档酒楼点最贵的龙虾，住最贵的酒店，去找小姐按摩，而这些事情，都是她为了替丈夫实现生前的愿望，从没来过城市的她，借助一张照片替他消费享乐，以慰在天之灵，最后她在丈夫坠亡的楼下祭奠，她看到了“死鬼的微笑”。外来劳务工不幸去世了，但作家没有直接而猛烈地批判劳动，而是为劳动披上一种别样的色彩，像这样的超越苦难、身份，甚至超越生死的个体生命感受，难道不是一种富有温度的书写，不是一种伟大的劳动伦理！徐东笔下的底层劳动者，捡垃圾的老头、洗脚工、推销员、办公室白领、流水线工人，他们无不张扬着热烈的生活气息，彼此帮扶，拥抱，甚至祝福，构成一幅幅美丽的都市画卷，他说，“许多作品一味地写底层，写痛苦，表达的不过是空洞的悲悯之情，缺少应有的祝愿”。我想，徐东要在文学中表达的，就是祝愿——对劳动者的祝愿，当它真正传递到劳动者内心深处最脆弱的地方，就有可能迸发出无穷的精神力量。正是建构于劳动的情怀和生命的祝愿，新世纪以来的深圳文学矫正了小人物文学、伤痛文学与呐喊文学，呈现出城市劳动生活中一种新的人文图景。
劳动命运：文学的终极追问
文学的可贵之处在于揭示生存状态，追问人生命运。劳动文学，同样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可能还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追问“劳动”的命运。为谁劳动，如何劳动，劳动价值几何，劳动的未来命运如何？40多年来深圳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劳动者的命运与深圳城市的命运紧紧相连，文学依然如此。八九十年代深圳的外来劳务工当中，女工占了大多数，她们成为制衣厂、电子厂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她们不清楚也无法憧憬自己的命运，无奈地把自己的身体、精神和命运搁置在时代的河流中，飘荡沉浮。吴君几十年来创作了大量书写底层劳动者的小说，其中有一条重要的主线，就是生活在动荡中继续，劳动却在生活中变化，大多数女性都被动地从这种劳动转换成那种劳动，从此处奔向彼处，从青春走向中年，从身体的衰老走向精神的困倦。
上世纪90年代初劳动者多从事体力劳动，在工厂和工地上为老板打工，条件不堪，收入微薄，哪里会去想“明天的太阳”？这一时期文学的体征感特别强，各种对峙、呐喊、冲突激烈地对立。这类题材慢慢地出现了分化，比如曾经是流水线上的一名操作工，“80后”作家陈再见早期的小说开辟了以失败者、留守、打工为主题的叙事领域，如《独奏者》《母亲》《少年谣》《深圳老板》《张小年的江湖》《藏刀人》《瓜果》《变鬼记》等，这些小说写出了乡村与城市、进城与留守、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微妙关系，带有强烈的体征感、疼痛感。但经过多年思考和积累，后来他的小说发生了裂变，叙述的角度和维度更多了，时空更加宽阔，质地更加厚重，人物命运的方程式不再是可解，或者不可解，而是给出了更多的答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进入21世纪，社会多元化，劳动也多元化了，作家致力于书写这些变革，出现了纷繁的劳动的文学。阿北为我们展现了心理咨询师、建筑设计师在各自的领域中，信仰及命运遭遇变迁。蔡东揭示了女性在工作之余面对家庭伦理时遭遇到的困境和挣扎，绕道劳动的大后方，警示了劳动者的命运已经在家庭乃至家族当中泛起波澜。厚圃书写各种各样的角色和场景，本质上还是劳动问题，关注他（她）们的生存状态，也是关注他们的劳动命运。陈彻的小说《春天短暂而漫长》聚焦创业的故事和企业家这个群体，真实地呈现了这个群体的“劳动”，他们为自己的未来而冒险，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每一个企业家，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展现出了一种屡败屡战的坚挺和韧性，他们在创业（劳动）的道路上遭遇重重困难却从未放弃，他们的奋斗诠释深圳特区精神，让我们看到城市的命运。
今天看来，深圳文学最恰当地表征了劳动美学，她虽然不能涵盖整个历史的劳动，但却很好地反映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劳动的演变。现在及将来如何劳动，科技变革下的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和劳动内涵如何演变，时代洪流之下到底潜藏着什么样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如何影响人的变化、城市的变化，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新难题，同时也极富挑战性。深圳的文学应充分挖掘城市特质，深入劳动的现场和劳动的现实，从劳动者的奋斗开始，进入文学的世界，让劳动为文学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