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令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就职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出版批评专著《新城市文学的新语言》《新城市文学的新力量》，在《文艺报》《文学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艺评论》《青年文学》《大家》等发表文艺评论作品一百多篇。曾获第二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文学评论奖、第十一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等。
劳动：文学叙事的历史坐标
翻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史，不难发现，无论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都贯穿着一条重要的主线，那就是劳动，由此形成了以“劳动+革命”“劳动+生产”“劳动+改革”“劳动+工厂”“劳动+商业”等为特征的时代文学。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表述为劳动关系与劳动之间的关系。王安忆说，文学不能忘却“生计”问题，生计来源于劳动，在《青春之歌》《创业史》《骆驼祥子》《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三里湾》《平凡的世界》等这些经久不衰的经典文学作品中，劳动永远是最动人、最感人、最震撼的章节。“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如何对待劳动，这是人生的最基本课题。”（《平凡的世界》第三部）迄今为止，我们仍然被《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在贫瘠的黄土地上流血流汗，孙少平在逼仄的黑矿井下开动钻机的场面深深地感染，持久地激励。
作为一座年轻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深圳的文学有着独特逻辑和基因密码，那就是“先劳动，后文学”。从上世纪90年代初百万劳工下深圳，到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这座新城市的崛起，凝聚着无数劳动者的汗水和鲜血。全球化的今天，城市中的劳动内涵更加宽广，劳动美学更加丰富。深圳文学应该从劳动这个音符开始，奏响她的青春乐章。
深圳99%以上的作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他们在各行各业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因文学而汇聚在一起时，彼此的界限也显得模糊。我们常常看到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某个公司的领导和下属，某个工厂的部门主管和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千万富豪和一介民工，共同谈论甚至争论文学。1993年，石岩镇一群平均年龄20多岁的工友创办了一份简陋的油印报纸——《加班报》，喊出了这一时代城市劳动者觉醒的声音，“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的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
我们在张伟明的《下一站》中，看到打工者在选择劳动过程中的“自由”与“不自由”；在王十月的《国家订单》中看到工人的劳动和他们的命运如何卷入全球化浪潮并发生剧烈的变化；在曹征路的《问苍茫》中，看到城市化进程中制造业企业劳资关系的复杂与脆弱；在郭建勋的《天堂凹》中，看到一个农民工和一大群农民工的坎坷与起伏，他们以自己的青春和血汗喂养着城市，等城市的翅膀硬了，他们却颓然离去。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丁力的《高位出局》《生死华尔街》中看到资本市场证券经纪人是如何用玫瑰和刺编织“生死”的金钱花环。这不仅是小说，而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浮萍般飘荡在城市各个时期的劳动叙事当中。邓一光以极具冲突力的笔触，刻画一个非常震撼的劳动场面，一个典型的制造业城市的劳动现场，他在小说《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中写道：“三色工衣大军潮水涌出巨大的厂门，气势汹汹朝天桥涌来，上万名红色POLO，加上万名蓝色POLO，再加上万名白色POLO，他们几乎在同一时刻涌出厂门。”——“三色工衣大军”涌入了城市工业化浪潮，穿插在深圳的劳动故事当中，定格在深圳的文学史上。
在城市，生存是第一要义的，每个人都要为生存付出血汗、悲欢和泪水，特别是在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大多数人一来到这里，就必须尽快开始劳动，赚工资，交房租，白手起家，养活自己。大家为着梦想和价值而来，最大的战场在于劳动的社会生活。劳动，是深圳文学最美丽的彩虹；奋斗，是深圳文学热烈的现在进行时。回望40多年的深圳文学，我们发现很少有跨越时空的宏大历史叙事，这不是深圳缺乏这样的作家，也不是这座年轻的城市还登不上这样的舞台，而是深圳文学的劳动美学，注定了它关注的是当下世界，当下的劳动，当下的奋斗。
深圳文学是劳动者奋斗的现在进行时，徐徐展开的是深圳式的“平凡的世界”。整个八九十年代，深圳引进“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大力发展制造业和电子产业，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工厂和工地，这两个劳动力密集的城市空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劳动者。张伟明、林坚、郭建勋、安石榴、王十月、戴斌、曾楚桥等作家以“奋斗者”书写“奋斗者的故事”向千千万万“奋斗者”讲述，他们文学的笔记录下深圳奋斗的心灵路程。深圳还有更多的打工者拿起手中的笔，一边为生活奋斗，一边为命运创作，在单调枯燥且比较恶劣的劳动环境中，实现彼此的关怀与慰藉，书写心灵的史志，印证这座城市发展的精神轨迹。王十月《开冲床的人》忠实地记录了一个打工仔被机器截断的手指，它指向了劳动者悲凄的命运；安石榴的《深圳地理》诗意地记录着奋斗者的足迹；戴斌的《打工词典》建立了一座文学意义上的深圳劳务工博物馆，边防证、暂住证、炒鱿鱼、职业介绍所、流水线、跳槽、拉妹、城中村等这些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和劳动现场的“词汇”收入城市化的大词典当中。
如果说20世纪以前，深圳文学的奋斗叙事，是关乎现场，关乎人生，关乎命运，那么近20多年来，深圳文学的笔触更多地指向了奋斗者的心灵或者灵魂，指向了城市的后工业化。身份认同的焦虑、边缘叙事的形式、都市生存的艰辛和观念蜕变的阵痛在转型时期深圳文学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劳动者主动融入城市，积极改变主客间的身份标志，彰显个体的价值，追求一种温暖和幸福的新价值参照体系，用作家吴君的话说就是“好作品要与作家血肉相连，必须把别人的苦熬成自己的苦，把别人的心换成自己的心去感受”。深圳一大批作家以蓬勃的姿态走进文学视野，如王国华、徐东、厚圃、蔡东、秦锦屏、谢湘南、郭金牛、陈再见、段作文等，构成了非常多元化的写作群体，他们有着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获得更广阔的文学视野，书写更加动人的奋斗故事。萧相风的非虚构文学作品《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直接指向劳动现场，洞察了劳动者的生存哲学，成为“劳动+工厂”的代表性作品。厚圃的小说塑造了很多底层人物，他们在生活的现场演绎现代城市的人文精神，《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这篇小说中有个情节令人难忘：清晨，女房东敲门催租，主人公说待下个月一起算给她，股票还没卖掉，然后“心里空得像条被掏掉了五脏六腑死鱼”，遂想起报纸上的一句话“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你不是死鱼”，他用巴掌给自己打气。这是一种典型的生存现场，积极地生存才是生活的真谛。段作文在《再见，固戍》这篇非虚构作品中，细致地刻画了深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打工者的艰难处境和心灵简史，即使是小工厂里面的一名普工，也常常面临“进入”与“退出”，这个行业与那个行业，这座城市和另一座城市之间的选择情态。黄国晟在《深圳梦》中讲述了外贸业务员的奋斗故事，他们在写字楼里通过电话和网络与全球的客户左右周旋。从事装修工作的诗人程鹏在深圳为了梦想而奋斗着，“我们一边劳动，一边歌唱，一边写下了生动的文字，成为自己活着的证据”。他的诗歌坦诚地描绘了热烈的劳动场面和感人的劳动韵律，一边用电焊闪烁刺眼的火花，一边用文字写下命运的弦歌，“农民工用诗歌记录‘活着’”，这是网上一篇文章给他的画像，正好暗合了活着与生命、奋斗与命运的深圳劳动者形象。
奋斗进行时，让深圳文学保持温度，甚至热烈灼手，它是奋斗着的作家的温度，也是奋斗着的劳动者的温度，它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了奋斗的姿态和奋斗的力量，鲜活而且激扬。
劳动情怀：文学的温度与传递
为什么说深圳文学中劳动成为重要的坐标？究其原因，劳动在文学中可以相互传递情怀，传递力量。2014年，深圳诗人郭金牛、谢湘南、张华、邬霞成为大型纪录片《我的诗篇》的主角。有一年，央视新闻频道五一专题节目《工人诗篇》掀起一阵热潮，张华等人又登陆这档节目。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吴晓波：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