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
老杜在极度困窘之时写下《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诗中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句，老杜当时的动念，大抵有调侃自己读书无用、怀才不遇之意，却也客观道出了读书与写作的传承关系：读破万卷书，写起文章来就像有神助一样。
我少时家贫，大概骨子里遗传了丁点祖辈书香的遗韵，好读书！只是那年头，能读到的书极少，书不能轻易获得，实在是无书可读。
一次和妈妈上街，意外看到小镇邋遢的货柜里，摆着几十本“精致”的小人书，我喜出望外，央求妈妈为我买一本，妈妈拗不过，终于花上5分钱（也许是8分钱）为我买了一本小人书，大概是《铁道游击队》之类的吧。
或许只是一眨眼的功夫，《铁道游击队》就读完了，日日翻着便觉无趣，家里再无可读之书，而镇上杂货店里的小人书却像勾魂似的吸引我。可是没有钱，一分钱也没有，怎么办？怎样才能得到我朝思暮想的小人书呢？
答案简单而惟一，就是死皮赖脸缠着爸爸妈妈要。
这样以后就多了个心眼，瞅准大人上集的日子，千方百计要跟上，花5分钱吃上一个馒头或者一根冰棍，然后央求爸爸或妈妈用8分钱或更多一点的钱买一本小人书——可那绝不是一桩轻松的交易，在那个“一文钱压倒英雄汉”的年代，你可千万别小看那几分钱，对当时的大人而言，足足算得上一笔额外的开支，也许因为我买了一本小人书，回家后妈妈就得为晚上的盐巴犯愁。而我，因为拥有一本新的小人书，就可以在同伴面前炫耀和骄傲好些日子。
只是爸爸妈妈能上集的日子也极少，有限的小人书远远不能满足我的欲望，后来偶尔从一个小伙伴偷他妈妈鸡蛋换姜糖的事上受到启示，伺机在鸡窝里偷出鸡蛋来，攒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找机会到镇上换回喜欢的小人书——只是那个年代，农户人家养的鸡也很少，多则三五只，家里的油盐都等着鸡屁股下蛋去换呢。可以想见，持家的妈妈见不到鸡蛋时的纳闷和失望。
但在当时，对小人书已经走火入魔的我，哪能管这些呢！
日子慢慢向前过着，日积月累的，我的小人书也慢慢多了起来，到了上初中的时候，我对小人书仍有一份迷恋，父母亲见我上瘾，担心影响学习，趁我上学时，母亲让父亲挑了两蛇皮袋小人书，送到舅舅家去，结果“祸害”了我的表兄弟，舅舅一气之下，将小人书悉数扔进河里，舅舅的“恶行”，让某遗恨许多年。
小人书是看不成了，但少年时对小人书的追逐，在我灵魂深处埋下了读书的种子，也开启了我写作的闸门。
到深圳之后，阅读的世界一下大了起来，深圳有图书馆，有读者之家，还有顶好的书城。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中心书城，金山大厦的书城是深圳读书人最好的去处，我几乎每月都会抽时间过去。加之那时工作挣了钱，买书不再拮据，万事俱备，只需要一份阅读的心境。于是乎买了好多书，买平素不易得到的书，也读了好些书，古今中外的都有，像《传习录》《子不语》《西湖梦寻》《中国哲学史》《百年孤独》《尤利西斯》之类。
从阅读到写作，似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上初中时开始有意识地练笔，高中时参加全国中小学生日记竞赛，出人意料地获了奖，日记编入集子里，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印的文字，犹如手中的小瓷片漂浮在湖面荡出的涟漪，隐约中，漾出一个关于作家的梦。
2003年，我辞去了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没想到的是，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我的人生，在毫无征兆之下，陷入至暗时刻。但是写作的光亮照亮了我，那段时间，我每天能做的事，除了找工作，就是读书写作。在我生活极度困顿之时，《深圳商报》陈广琳老师的约稿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的小文频繁刊发在《深圳商报·深圳新语》栏目，几乎每周都有。陈广琳老师陆续刊发了我数十篇小文，那时候，《深圳商报》的稿费单就像及时雨，汇聚成一股暖流，滋润了我苦涩的心扉，也浇铸了我更加坚定的作家梦。
如果说最初的写作是因阅读而起，困顿之时的写作有了些许功利的诉求，功利之后的写作则有了担当和道义，那就是“绝望中的温暖，毁灭中的希望”。我认为这是一位作家的应尽之义。
■对话
文字见证生命
问：可以说说诗歌与散文的创作，分别给你带来哪些感受吗？
答：我一直崇尚白居易的文学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与散文的创作，从本质上讲并无不同，不同的是形式，相对于散文的写实，诗歌要更为开放和自由。当然，唐诗的写实性也非常强，比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诗就很写实，也很好。
问：文学对于您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答：文学指引未来。文学属于上层建筑，解构精神。文学延伸生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对于一个写作者，文字是人生的痕迹。
问：您近期的阅读方向是什么呢？
答：对于一个不断进步中的作者，从前辈的作品中学习仍然显得非常重要。多年来，我大脑中已经储备了好些长篇小说的题材，但对于如何结构始终拿不定主意，我决定静下心来阅读，近来阅读最多的是余华的《活着》和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鲁尔福小说的结构非常独特，让我受益匪浅。
龙华新闻记者 李秋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