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福友
作为一名六零后，我在少年时期读的课外书很少。偶尔得到一本，不管是什么书，到手后都会如饥似渴，一下子“干”完。
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在灶台上炒菜，我坐在炉灶前烧火，烧出了一个“冷锅死灶”——那是母亲生气时骂出来的话，她其实知道我“偷偷”看一本好不容易借到的书。偷看书是我们经常干的事，临睡前，我与双胞胎哥哥一起点着煤油灯看《林海雪原》《红岩》《战斗的青春》等书籍，由于“入戏太深”，头靠灯盏又近，刘海竟被烧得嗞嗞作响，真有点“险象环生”，好在有惊无险。看着不断减少的煤油，父母心疼得不行。就这样，从各种连环画到《少年文艺》《解放军文艺》，再到小说，偏僻的乡村里大凡能借到的杂志书籍，十年八年间不知不觉我看了两百本。
1977年，我考上五华县大都中学读高中，班里成绩数一数二的学霸，遇到繁体字也要过来向我“请教”，这让我有些小得意——早在读里江学校附中班时，我已经陆续读过繁体字版的《三国》《水浒》和《西游记》的连环画，读过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读过我家既无封面亦无封底、硕果仅存的《孙庞演义》，读过远房叔叔同样既无封面亦无封底的《聊斋志异》。还记得《青春之歌》《前驱》就是那时读的，因为课堂上偷偷读书，还被政治老师“没收”了书。
1979年夏天，我没有考上大学。那两年农活多，没有读到什么书，只记得读过一本改编自“三言两拍”的《今古传奇》；有一次到10公里外的安流“赴墟（赶集）”，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看完后被人借走，最后不知所踪。
1981年秋天再返读高中，作为班里的学习委员，我利用“职务”之便，两年里在午睡时间读《花城》，读《作品》，读《中国青年》《黄金时代》和《山海经》等杂志，读《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还有叔叔订阅的《文汇报》。读那些充满时代气息的长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及新闻报道，就是我的课余生活。
考上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开学不到一个月，我就办好了借书证，一次可以借5本。于是，我如饥似渴地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书籍；还读到王蒙的《青春万岁》、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读到台湾琼瑶的言情小说《窗外》《几度夕阳红》，白先勇的《游园惊梦》；读了三次终于读完的三个版本的《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原著；读到莎士比亚、萧伯纳、狄更斯、萨克雷、莫泊桑、雨果、左拉、雨果、霍桑、两个“托尔斯泰”的长中短篇小说；还有卡夫卡的《变形记》……那一阵子，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与《猎人笔记》很令我入迷。大学三年级的那个寒假，我把自己的眼睛读成了近视。
临近毕业的1987年，大量的西方哲学、心理学书籍被翻译成中文，除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尼采《悲剧的诞生》，叔本华《瞧，这个人》，弗洛伊德《梦的解释》，房龙《宽容》等都摆上了我的书桌。
从大学毕业，到教学生涯“毕业”三十多年间，我依然保持读书的习惯，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四大名著的重读，贾平凹的《人病》《废都》《高兴》与《土门》，陈忠实的《白鹿原》，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季羡林的《学海泛槎》，杨绛的《我们仨》，曹文轩的《草房子》，岳南的《南渡北归》，张黎明的《血脉中华》……我读得更多的是散文集。
这两三年，我有关传统节日的《诗话传统》散文系列，在深圳市教育报刊总社“深学”APP以专栏的形式刊出，算起来已经近30篇。
令人欣慰的是，我带的三个中学生文学社先后被评为全国百佳文学社、十佳文学社，多人被评为深圳或全国“十佳文学少年”。
我曾经在教学之余，一年里写出诗文作品10万字；如今，我依然读书和写作，它们就如同阳光和空气那样，是我生活非常重要的部分。
■对话
好作文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和共情
问：作为一名60后，您是如何看待AI写作的？
答：我们必须看到，DeepSeek写作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也不必泄气与焦虑。近期我将自己的一篇新近发表的散文《杀年猪与吃年糕》和多年前出版的散文集《耕读笔记》发给DeepSeek评价，结果得到的是望文生义的程式化的长篇大论。虽说提供的条件有限，但要写出有血有肉、有温度温情、有个性化与比较高辨识度的作品，AI是无法写出来的，因为其没有人类的经历和喜怒哀乐。
问：深圳的文学氛围给您的写作带来哪些影响？
答：我是1999年秋天来到深圳的。深圳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绝大多数的诗文作品和散文集与文学教育的成绩都是在深圳诞生的。也正是深圳，我逐渐加入了市、区作协，加入了儿童文学学会，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和中国散文学会。完全可以说，没有深圳，就没有我今天的创作成绩。
问：您认为一篇好作文的标准是什么？
答：一篇好作文的标准是：要有可读性，要真诚，要能给读者带来共鸣和共情，要有激励人、鼓舞人的力量。也就是说，要好看；不装腔作势；不远离读者；不颓废。
龙华新闻记者 李秋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