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
2018年。
一个下午，我因伤寒头痛欲裂，勉强在办公室敲字。街道派来的清洁工推门而入，她不像前两天那样对我笑，径直走到我面前，微微向我弯腰，对着空气说道：“那边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在干什么呀？”我轻声回应：“哦，她姓李，以后在这边帮客人倒茶之类，来找她的多半是买茶叶的……”清洁工大姐打断我：“她还卖酒……”我笑了，猜她是看到楼梯口酒架上的酒了，便含糊应道：“差不多吧。”大姐话锋一转：“我说的不是她。”我疑惑地望向她。大姐身体先往后缩，又向我这边探了探，这才说：“我说的是这栋楼旁边，楼下左手边，好多人在那……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这已是一年里的第5个清洁工。每个清洁工离职前，都向我诉说过要离开的理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位1970年出生的河南籍大姐，每个工作日来文学楼打扫，从二楼小办公室开始，一开门就跟我絮叨家里的事。我印象深刻的是她说自己没儿子，帮女儿带孩子，孩子调皮不听话，气得她整天牙齿酸痛。女儿不管孩子，晚上还不让孩子跟她睡，她半是委屈半是忧伤地说：“伢不跟俺睡，自然不跟俺亲。”我不知该如何安慰她。
李过来告诉我：“楼下聚集是因为有人死了。”听到“死”字，我一惊，睁大眼睛问：“是自杀还是他杀？”她努努嘴：“不知道。”我从格子间站起来，不知所措：“怎么就死了呢？”她茫然摇头。我呆立片刻，见李还在门口，便问她有没有去看死者，她说没有，怕犯冲，晚上会做噩梦。我又问：“是哪栋楼的事啊？”她半侧过身，指向外面：“就是我们这栋楼左边，那栋有红色墙砖的第三栋楼，再往后数，第二栋或者第三栋，就是那栋。”我大概知道她说的是哪栋了。
几天后，我经过一楼，管理文学楼的莫总突然说起旁边那栋楼的死亡事件，声音有些大：“旁边前两天死了个人，你知道吧？”没等我回应，他接着说：“听说还很年轻，1986年出生的，男的，在家里烧炭自杀。”我下意识“啊”了一声：“好可惜啊。”莫总附和：“是啊，好可惜。”我想知道那人为何自杀，莫总说他也不清楚。于是，我像是对莫总又像是对自己说：“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来过文学楼。”莫总摇摇头，想了想说：“这个还真不知道。”我不再说话，默默从一楼往上爬。我数过这些阶梯，11级，11是个孤独的数字，人生本就孤独，人本就是孤独的动物。我常称自己具有孤独人格。我喜欢孤独，孤独让我远离是非、避免伤害、保持尊严。
回到办公室的格子间，我走到窗前发了一会呆。那个死去的男孩，他或许遭受了莫名打击，他应该伤害过别人也被他人深深伤害过。他也许觉得人生无聊透顶，即使在他人眼中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可能原本乐观豁达，却在一念之间消极到顶点，他被失望吞噬，被绝望杀死，他对未来彻底失去了信心。被所有无形的东西打败，多么可怜。
“他究竟有没有来过文学楼呢？”我无从知道答案。
此后一连几日，只要经过那栋楼前的窄路，我就会想起那名死者。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是否来过文学楼。如果来过，他会爱上文学吗？如果爱上文学，他会有活下去的可能吗？这里有免费茶水、空调，能练毛笔字，有各类文学书籍，他会爱上这里吗？要是他没经济来源，还能给我们办的内刊投稿。辖区内的作者来稿我都会优先安排发，发表了就有稿费……我也曾如此，为吹免费空调去超市逛，为看书徒步行走几公里，为投稿趴在铁架床上写字……时间既是无情的，却也是良药，包治百病，除疤祛痛。
不知不觉，一年就过去了，我在文学楼工作已一整年。怎么这么快呢？我整天忙碌，始终紧绷着一根弦，生怕遭遇疼痛、割裂。
除工作外，我给自己定了目标，每月写一个短篇，两个月写一个中篇，其间穿插写些小散文、小纪实、小征文。征文比赛参加了不少，四处投稿，只收到零星几个获奖通知，也没发表什么作品。我越写越糊涂：我写这些到底想对世界说什么？又该怎么说？我这个凭本能写作的人，心中时不时生出恐惧。我总是对未知的前程充满不安。
10月，文学会组织去顺德采风，我听人说分管文学楼的领导即将调走，心里满是失落。我的信息总是滞后。在深圳这样的快节奏城市，人家早就换上4G网了，我还在用2G网。
分管领导调走那天，我们握了握手。他话不多，我们主要通过微信联系，我给他发组稿、广告公司排版设计样稿，和他谈想法。我提的建议他通常都是支持的，若有不同意见他也会礼貌地以商量的口气说出来。除了工作，他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好好写作。”
我认真想过“好好写作”这件事，这实在是件长久的事。
到了冬季，我更喜欢从小区过红绿灯，沿着立新湖往街道方向走，也就是大洋田方向，迎着风。说到大洋田，那里有一位姓田的作者，我曾从公共投稿邮箱选发了他几则散文诗。他像很多投稿者那样随性，稿件要么没简介，要么没通联，要么没附件。后来，他参加了街道举办的两次征文大赛，第一次分管领导说稿件质量不高，让参赛者修改，他不在修改名单里，落选了；第二次街道请了4个嘉宾评奖，他又落选。为此，他义愤填膺，要我说清楚他的作品到底差在哪里。
巧的是，大洋田旁边的社区又有个姓张的女作者，投过来的文字，语句多处不通顺，格式混乱。她很有热情，一连几天都投新作品，每篇都有类似问题。我加了她微信，把编辑好的文章发给她，提醒她多看几遍，挑挑错别字，读一读哪些地方不通顺。她连声道谢。我随口问她在哪个厂上班，她说了某个塑胶厂的名字，我没在意。她又说工作忙，没时间写作，常上夜班，来不及细看作品，也不懂如何投稿和调整格式。我心生怜悯。我把她那篇文章改过后发出来，联系她要地址快递样刊，她给的是龙华那边的，解释说寄她老公那。某天，我在文学群看到一篇介绍她的纪实稿，说她是观澜某厂的流水线工人。我把报道转给她看，未等我开口她就说当时在稔田上班的是她老公，后又改口说她老公跑业务，全市到处跑，常去稔田社区。改了几次口，她最后说，其实就是对我撒了谎，因为她听说我会优先选发辖区作者的稿件。
说回立新湖。如果从文学楼走回家，我喜欢走到“永信职介所”（已更名为永信人力公司，成了劳务派遣公司）打广告的牌子那，过斑马线到对面，再沿立新湖走。牌子上的广告语写着：“到永信求职送现金10元加话费卡55元。”看到这些文字我有些小激动。2000年左右吧，我找工作那会，职介所都是应聘者交钱，招聘方不用出钱，不知何时反过来了，现在工厂进职介所招工要交钱，应聘者不用，甚至用工方还千方百计吸引求职者。这样的变化令人欣慰。
立新湖一带，有散步的人，也有跑步的人，更多的是聚在一起看手机或看护孩子的人。和往年不同，这里多了些拖着音箱唱歌的人，歌声有动听的，也有五音不全的，随风不时传入耳中。温暖或炎热的夜晚多半如此，寒冷的夜晚则静谧得多，偶尔一两个跑步者从我身边掠过，我会条件反射地回头四处张望，就像多年前治安不好时总怀疑被人跟踪了那样，总担心遭遇抢劫。那是可怕的肌肉记忆啊。
有一晚，23点30分了，我才想起下班，路上行人寥寥，冷风肆虐。我握着手机，用微信小程序叫车，等了足足一刻钟，没人接单。就在我一步步往回走时，手机提示我，接单司机离我有15分钟车程，而我的位置到家门口只有5分钟的车程。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停在原地，等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