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时间 /
2024年5月21日
/ 口述地点 /
宝安青少年宫
/ 本期采写 /
何冬英
/ 本期摄影 /
刘安邦 陈文韬 傅葩
我是1985年12月从紫金县调到宝安县工作的，直至宝安撤县建区，亲历和见证了这个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历程，特别是在共青团和青年工作方面的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虽历经几度风雨，但宝安县坚持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共青团发展之路，让鲜红的团旗高高飘扬。
时代呼唤共青团工作“宝安模式”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各项事业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作为特区的前身，宝安的外引内联工业得到迅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量农村青年“洗脚上田”进入工厂，全国各地青年纷纷涌来这片热土。伴随着生机与活力，团的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1986年12月，我从石岩区委副书记任上调到宝安团县委主持工作。上任后，我用一个月时间深入当时全县的18个镇，走进农村、工厂、学校，与青少年座谈，摸清情况。经调研，我发现情况不容乐观：团县委机关干部只有三个人，基层团干配备不齐，基层团组织涣散，农村团工作存在诸多“空白地带”，“三来一补”企业中没有团的组织，部分青年因受外来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出现好逸恶劳的现象，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深感困顿与迷茫，但共青团必须挑起这副重担啊！
突然间，我脑海里闪出一个词——“开拓”。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要开拓出一条适合宝安实际的共青团改革发展之路，把团的组织建设好，把团员青年团结好、服务好、引领好。
于是，我们抓了三件事，作为开展工作的突破口：一是抓换届选举，通过抓镇、村两级团组织的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壮大团干部队伍；二是抓基层团建，大胆改革团的基层组织设置形式，在有3名团员以上的企业建立团支部，团员不足3人的就近建立联合团支部；在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工业区）和行政村建立团总支，较大的工业区和“三来一补”企业较多的行政村建立团的基层委员会；三是抓活动开展，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团组织活力，把团员青年吸引在团组织周围。
如今，我们谈起这些工作，就轻轻松松三句话。可在当时，困难可大了。就说在“三来一补”企业建立团组织、发展团员吧，那是阻力重重。外商不清楚共青团是干什么的，抱有抵触情绪，有的甚至扬言“谁入团就炒谁的鱿鱼”。外来团员不敢暴露身份，外来青年不敢靠拢团组织，外经干部也担心建团影响招引企业。工作甫一展开，我们就吃了不少“闭门羹”。但我们凭着一股韧劲，敲开了一家家工厂的大门，通过宣讲、座谈、沟通，给外商讲清楚工厂建立团组织的意义，消除他们的顾虑心理。
1987年，宝安县第一个“三来一补”厂团支部——县工业总公司工业区安国手袋厂团支部成立，成为全国“支部进厂”的范例。紧接着，一个个团支部建立起来，发展团员的工作也如火如荼。原来在内地入了团的团员积极响应转来组织关系，手持证明自己政治身份的《团员证》，在全县范围内缴纳团费、参加活动，很多香港老板甚至成了“编外团员”。到了1989年底，全县共建立510多个“三来一补”厂团支部，发展团员7600多名。至1992年，在“三来一补”厂建立的团支部达1500多个，发展团员1万多名。共青团在宝安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团员青年成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
随着基层团组织的增多、团员队伍的壮大，改革基层团组织设置被提上团县委的议事日程。我们打破“一镇一团委，一村一支部”的旧格局，建立起“以镇团委为龙头，以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工业区）和行政村团总支为网线，以‘三来一补’厂团支部为网点”的灵活、健全的组织网格。时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江海燕来宝安调研时，誉之为“宝安模式”，并在1988年4月12日全省农村团工作会议上加以推广。同年10月21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团工作研讨会上，我代表宝安团县委介绍了这一做法经验，“宝安模式”向全国推广。此后几年，我们持续探索完善“宝安模式”，深化创新“三来一补”企业团建工作，探索实践的成果于1990年8月5日至10日由中组部等五部委联合在山东省莱西县召开的“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全面推介。
宝安县建起“一强二轻三高”团干部队
团干部是团工作“奋飞的头雁”，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团工作成效。
大量外来青年的涌入，让宝安县原来的团干部遇到了新问题：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团干遇到了文化程度普遍较高的青年，信息量少的团干碰上了信息量多的青年大军，静态的团干碰到流动的青年，稳重型的团干碰到了活跃的青年。特别是个别团干部还抱着“青年官”的思想，缺乏干实事的精神、办实事的热情、勇开拓的激情。种种短板指向一个改革方向——团干部队伍素质亟待提高。
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寻求党政企领导的支持，下大决心把基层团委的专职团干部队伍配齐配强配优，经过几年努力，全县建立起一支符合“一强二轻三高”（即工作能力强，年纪轻、家庭负担轻，文化水平高、工作热情高、在青年中威信高）要求的团干部队伍。
队伍建起来了，但其内生动力、自转能力还是欠缺。对此，我们又从三方面入手，着力提升他们的整体素质。首先是赋能培训。1987年，团县委对1100名基层团委委员和团支部书记进行了大规模的“三基”培训；1988年，在全县团支部委员以上的团干部中开展理论学习竞赛；1989年，基层团委完成换届后，团县委又立即举办培训班，对团干部进一步赋能。其次是鼓励团干部参加函授、电大、自考等学习，提高学历。再是通过压担子、勤锻炼、多磨练，帮助团干部在实干中成长。
我还把自己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想法、建议整理成学习参考资料，与团干部一起讨论、研究、实施，用行动给他们做示范。综合素质持续提升后，团干部在青年中的凝聚力、影响力随之提升，他们像磁石一样走到哪里都能把青年吸引在自己周围。
那时候很多团干部是身兼多职，但他们都非常热爱团的工作，经常放弃休息时间甚至贴上工作经费参与其中。问及原因，得到的回答是：“我在团的岗位上干得很开心，得到了锻炼。”布吉镇南岭村华都玩具厂厂长李玉明就兼任南岭村团委书记，把两边的工作都兼顾得很好。
深受青年欢迎的“大家乐”活动风靡全国
共青团的性质要求团的组织充分发挥联系青年、服务青年、团结青年、教育青年、引领青年的作用，这不仅是团组织的永恒课题，更是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尽管我们把团支部建进了工厂，但团的思政工作还比较苍白无力，急需开辟更多易为青年所能接受、乐于参与的途径。为此，我们开展“党在我心中”“革命歌曲大家唱”“宝安这八年”等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并针对不同领域青年特点，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在农村，开展“学科学，用科学，争当农村青年科技星火带头人”“争当先进青年两户一体”等活动；在工交财贸战线，开展“建设青工友爱大家庭”“青工‘五小’智慧杯”等活动；在学校，举办“读名著、谈理想、论人生”“知国情、明责任、惜时光、奋成才”等活动；在科教文卫体战线，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岗位建功，立志成才”活动，号召青年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新宝安献青春建功业。
1989年，宝安县本地青年近10万人，而外来青年则有40万之众，他们为宝安经济的迅速发展献青春、洒汗水，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这些青年的业余生活却很单调、枯燥。在与青年座谈时，他们说自己“上班像个机器人，下班像个木头人”。我们就想，团组织要服务青年，首先要从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做起。
于是，各级团组织广泛开展谈心谈话，举办生日会、交谊舞会、文化科技管理知识讲座，设立青年诉心声信箱，建设青年之家、图书文化室、电视室、桌球室、灯光球场，开展“大家乐”“大家读”“大家学”等活动。1988年5月，我们在龙岗镇工业区专门举办“井冈山姑娘生日会”，受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广播电台及深圳电视台等媒体关注报道。
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共青团组织开展的自愿、自荐、自费、自演、同乐的“大家乐”活动，非常受青年欢迎，以致后来风靡全国、蜚声海外。一个简易舞台，一部四喇叭收录机，两个用肥皂箱改装成的音箱，三个话筒，四个300瓦电灯泡，这便是全部演出设备，青年出5毛钱就可登台表演，愉悦身心、乐此不疲。
1987年到1990年，全县举办的“大家乐”活动已逾千场（次），观众达300多万人（次），登台献演的团员青年2万多人（次）。当时宝安县有18个镇，每年有300多场“大家乐”活动，几乎每天就有一场活动在镇上开展。我记得沙井镇有一场演出，5000多名青年冒雨参加，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的方苞同志亲睹这一幕连称“罕见”。
“大家乐”为何有如此“魔力”且产生“轰动效应”？我想，是因为找到了青年的兴奋点、满足了青年自我表现的欲望和业余生活的需要。通过“大家乐”活动，我们闯出了一条青年文化建设依靠青年参与的新路子。
尽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阵地。1988年春节刚过，我们发动全县青少年捐出“利是”钱、建设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仅一个月时间就收到捐款20多万元，各镇也纷纷行动起来，建起了以墟镇（工业区）娱乐场为辐射中心、以村和厂青年之家为活动点的活动阵地网络。到1990年底，宝安县、镇两级共建成“大家乐”舞台118个。
在团结凝聚外来青年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时，我们忽然意识到，本地青年的教育培养或多或少被疏忽了。1990年春节一过，我们马不停蹄下农村调研，看到的情况令人揪心：农村出现了一些“四不青年”（不读书、不做工、不种田、不经商），有些青年长期吃在酒楼、睡在宾馆，有的青年受诱骗加入黑恶势力组织，有的青年甚至染上吸毒、赌博等恶习，农村青年教育引导刻不容缓。经请示县委同意，宝安县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成立。基于此，我们联合多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施策，分类型、多层次召开青少年教育工作现场会，对有关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团县委还连续举办多期农村青年干部培训班，挖掘培养本地优秀青年，后来这批人大多成长为宝安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
团县委培养推荐了一批外来青年走上领导岗位
20世纪80年代的宝安青年怀着满腔热血，有着对生活的热切追求、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特别是在个人价值实现上有着美好向往。团组织想方设法为他们的成长成才、建功立业搭桥铺路，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团县委根据县委、县政府对外来青年要做到“经济上待遇相等，政治上一视同仁，唯才是举”的精神，通过评选“双十杰”和“双推优”，发现、培养、推荐优秀团员入党、推荐优秀党团员到各级管理岗位。1988年，全县有700多位外来青年走上厂长、经理岗位，1500多人成为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经团县委积极争取，“十位杰出外来青年”的户口迁至宝安。在1989年全县各级团组织换届选举召开的团代会代表中，外来团员代表占比超过20%，有65名优秀的外来团员被选进基层团委领导班子，占委员总数的42%。他们当中出现了不少典型人物，比如全国优秀青年厂长赵露珍，她当厂长时才19岁。
团县委通过多种方式，争取有关部门支持，通过富有成效的工作，让青年时时感受到团组织的温暖，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为宝安县的繁荣发展献出青春热情和聪明才智。
当然，也有一些杂音，认为外来青年像“候鸟”说走就走，团员流动性也大，没必要在他们身上花那么多心血。但在我们看来，只要青年接受过团的教育、参加过团的活动，就会在他的人生旅途上打上深深的烙印，即使离开了宝安，也会像种子一样，把在深圳经济特区提升的思维层次、更新的观念、学到的技术带回去，在祖国的山水田园间播撒耕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向阳花总是美丽，奋斗者永远年轻。我到宝安团县委工作时才24岁，在团县委工作6年多，和全县团干部、团员青年一道，高举团旗跟党走、艰苦奋斗建功业，结下了深厚友谊，留下了青春记忆。
1993年，宝安撤县设立宝安、龙岗两个行政区。我主动申请到新设立的龙岗区，担任团区委书记至1994年底。职务是暂时的，事业永无止境。虽然在共青团岗位上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我心系共青团，努力为繁荣团的事业多做一点工作、多尽一份力量，亲历的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一直关注宝安共青团的改革发展，欣悉宝安团的工作取得诸多享誉全国的成绩，作为一名“老团骨”，感到与有荣焉。我希望宝安的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传承党有号召、团有行动，朝气蓬勃、奋发作为的优良作风，开拓创新，勇毅前行，为团的事业作出更多、更新、更大的贡献。
采访手记
团聚青春 薪火相传
面带微笑、从容坐定，纪志龙将亲历的故事娓娓道来，思路清晰、表达流畅。通过他的讲述，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看到一个个怀揣梦想、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挺立潮头的团干和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勇挑重担、主动作为的青年。
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深圳经济特区应运而生，好似一阵浩荡春风，所到之处万物复苏、生机勃勃。二十出头的青年纪志龙踏入宝安县这片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热土，接过新形势下打开沿海开放地区团的工作新局面的时代“接力棒”。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以模仿，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学习，怎么办？那就用脚步与汗水蹚出一条符合宝安县实际的共青团改革发展之路。
正是像纪志龙一样的探索者，紧扣宝安县当时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工作中心，着眼青年的凝聚、引领和服务工作，一步一个脚印走、一件一件事情抓，动员和组织青年投身经济建设，激励他们拼搏进取、建功立业。这既是对智慧与勇气的考验，也是对毅力与恒心的检阅。
“不是有地位才有作为，而是有作为才有地位。”访谈中，纪志龙的一席话，道出无数宝安团干部的心声。多年来，宝安共青团工作一路向前，取得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而这，正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党和人民奋斗的薪火相传，是将青年紧紧凝聚在团组织周围的青春历程。
宝安日报记者 何冬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