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佑
二十八年前的正月十五，天色微明。东莞雁田，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邓小平逝世的讣告。此时，我刚刚提着旅行包，走下颠簸了四天三夜的长途汽车。
多年以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个早晨：人们脸上凝重的神色、洒水车的音乐、南方让我极不习惯的溽热和我身上发酵了四天三夜的馊味。
这是一个熟悉的开头。我曾经和几位朋友说起过这样的场景，也曾在数次访谈中提及。我喜欢这两段文字散发出来的气息，也想以此证明那个早上在我记忆中的位置。
我还想说，它像一个隐喻，似乎为我——一个小说写作者——此刻的人生奠下了命运的基调。
比如，对于写不出东西的焦虑。下一篇小说写什么？我曾很多次陷入这样的苦恼与迷茫。是的，我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写什么。我以写短篇小说为主。上一篇小说写完、下一篇还未开始之际，是我最发愁的时候——为将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发愁，为给这个故事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发愁。我曾分析过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生活环境封闭，视野狭窄，经历贫乏……可是，抬眼观之，深圳的写作者，大部分不都是如我这般吗？为什么别人能一篇篇，甚至一本本地出作品？
前几年，我加入了一个名为“八角楼”的写作团体。每个月每名成员要写一篇短篇小说，或者两个月写一部中篇，下旬交稿，月底研讨，轮流主持。说是“研讨”，其实就是挑刺、找茬，针对各人小说中存在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火力全开的批评。
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但唯有如此，才能让我克服惰性——我想和过去那些懒懒散散的日子告别。“八角楼”确实让我有了动力，但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压力：构思的压力，写作的压力，交稿的压力……
这就是焦虑的源头。为了和它对抗，在上下班的路上，在公交和地铁上，在洗漱、沐浴、如厕时，我都在苦苦思索。
其实，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名写作者，只要心里真正装着小说，你总会在某一个时刻清楚地知道，下一篇作品可以写什么。
再比如，对于疏于阅读的惶恐。身为一名职场牛马，我自认尽心尽力，勤恳敬业。在中年危机感的驱使下，我像年轻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甚至，比大部分年轻人更努力，更拼。晚上和周末加班，对我来说是常态。工作之外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大部分都交给了“八角楼”——每月一篇短篇小说，从构思、写作到修改，都要耗费我不少心思与精力。此外，我还有专栏文章要写。如此一来，便很少能有机会坐下，专心捧读一本书。我的时间被工作占据，被写作蚕食了。
又比如，对于写作意义的困惑。从第一次在纯文学期刊发表小说算起，我已经断断续续写作了十五年。屈指一算，这些年，除了偶尔在一些文学刊物上露露脸、出了一本小说集、赚得几两碎银外，我似乎别无建树。都说想出名要趁早，但我已经老了，还只是个“社区作家”。
前段时间，朋友的一位朋友，在国内文坛颇有影响力的小说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来深圳，朋友邀我作陪。跟这位小说家交流时，我问他：一个奔五的中年男人，写不出名堂，发不了大刊，看不到希望，这样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还应该坚持下去吗？他说：写作能够帮助我们对抗生命的虚无。从这个角度来讲，写作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
好吧。我承认，他的回答尽管不能解决我的现实问题，但仔细想想，不是吗？
■对话
问：写小说，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答：这些年来，无论生活、工作还是写作，比如庄昌平、李江波、陈再见、萧相风、温海宇等人都给了我很多帮助。每当面临关键抉择，我总是习惯于倾听他们的想法和建议，很多次，他们助我走出了泥潭。我们之间的情谊，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
问：您曾经参与过“45厘米”非虚构写作，可以简要说一下那段时间的收获吗？
答：“45厘米”非虚构写作持续了两到三年，这让我有机会看到深圳这座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不为大众所了解的“另一面”。在那几年里，我们探访的那些场景和群体，带给我很大的触动。在此之前，我甚至想象不到它们或他们在深圳的存在。那段经历让我看到了自己在识见方面的“窄”与“少”，在创作方面的“浅”与“假”。
问：您在本报开设的专栏“果然有味”，主要想表达一种什么精神旨意？
答：刚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并无太多想法。但是，写着写着发现自己“越陷越深”。我坐在电脑前，那些已经离世或仍然健在的亲人，那些被时光的灰尘湮没、被忙碌的生活遮蔽的往事，那些曾被遗忘的悲伤以及喜悦和感动一点点从脑海里跃出。有时候，我在熄灯的房间里、在电脑显示屏的荧光中，泪流满面。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世界的广阔、复杂与深邃，对于之前不太理解的一些事情，也有了新的体悟。
龙华新闻记者 李秋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