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斯
成年之后，你怀念过中学时光吗？或许是对青春年少的怀念，或许是时间滤镜，就像在冬天渴望夏天，时间滤掉了夏天的灼热，只留下明媚，让过去的日子显得明亮可爱。抛开这些情感因素，还有不少人怀念中学时期的井然秩序——升学目标明确，标准答案清晰，日程紧凑，生活虽受限制，却也因此充满安全感。
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以“园艺文化”隐喻现代社会的本质：人类像园丁一样，试图通过修剪“杂草”、规划路径来制造理想秩序，一种有别于自然的、更优越的人工秩序。中学正是这种理念的完美实践——课程表划分时间，校规界定空间，分数成为衡量成长的唯一标尺。
如果说中学阶段以人工秩序消解了选择的不确定性，成年后的个体则被抛入一片名为“自主选择”的荒野。考研还是工作？结婚还是独身？留在大城市还是回乡？每一个选项都像薛定谔的盒子，打开前永远无法预知是机遇还是毒药，或者是更深层次的现代性危机：无聊。面临人生重大决策时，人不得不为自由而承担孤独与责任的重负，这种选择的自由反而引发焦虑。
“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安东尼·吉登斯观察到，现代性减少了某些特定领域和生活方式的总体风险，但同时也引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未知的新的风险参数——其中就包括后果严峻之风险。比严峻的后果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对不利后果的预期，因为害怕自我的连续性被打破，人会对未发生之事感到焦虑。中学时代的风险是具体的，中学教育提供了一套“风险模拟系统”：考试排名训练我们对竞争的敏感，班规培养我们对规则的服从。这套系统曾让我们成功通过高考的“风险测试”，却埋下危险的认知惯性——将人生视为一场有标准答案的考试，所谓的自律生活vlog不是早起就是学英语和健身，全盘复刻中学作息。然而，成年后的风险是弥散的，人们往往害怕“掉队”“没上车”，却不知队首在何处，也不知道车将开往哪里。但更深刻的危机在于：我们正在用中学时期习得的风险应对机制，处理不同质的现代性风险，反而失去了应对真实风险的能力。
社交媒体上蔓延的“中学秩序怀念潮”，表面上是对青春的回望，实则是一场现代性病症的集体发作。对中学秩序的怀念无法解决现代人的存在性危机，事实上，中学那片经过园艺师休整的花园，正是现代花园中被人为改造得更深的一部分，它正承担着中学本身的职责：为社会培养深度自律的现代人——在中学阶段接受了长期的“经验封存”训练后，现代人把外部规训（分数）内化为自我要求（进步），个体与真实生命经验的接触被压抑，从而在获得自由时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