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是的训练竟致作文成绩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初二上学期期末考，我的作文破天荒得了满分，这种情况在整个学校也很罕见。到了初二下学期，我无意中看到同桌同学黄志军订阅的《少年儿童故事报》有一个征文比赛，写了一篇文章投了过去，不想我的名字竟变成了铅字，报社主编还寄来了签名贺卡。这对于一个农村初中学校的学生来说，堪称神迹，内心的狂喜如同奔腾的洪流，冲溢着我的全身，一两周之内根本无法消退。我被文字神奇的吸附力拉扯，入了文学的世界。如果要说对我的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几个瞬间，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它给了我不可思议的信心，让我把梦想养在了心里。
我成了一个无所畏惧的文学少年，开始不竭地学习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十分热衷参加各种比赛。没日没夜地写，持续不断地投稿，年年幻想着通过作文大赛获奖，被邀请到遥远的哈尔滨太阳岛参加文学夏令营。初中毕业，我考上本市最负盛名的南安第一中学。这所福建省著名的重点中学，塑造着无数学子的功名，深刻影响了一个地区的风尚。我到市区来，结交几都雄，父老乡亲都认为我已经一只脚踏进了大学校门，走在了光明的前途上。我很满足于众人这种既热烈又脆弱的期待，每天把校徽别得高高，流连忘返于一中巷的育才书店、新华街上的邮政书店，那里有时新的图书和刚出的杂志，我在那里翻阅《诗刊》《小说月刊》《儿童文学》《微型小说选刊》等时髦的文学杂志。学校的图书室也开放着，但书比较少，我去得较多的是阅览室，每天都有人在抢《中学生数理化》和《英语周报》。我不跟他们挤，我看重的是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期刊，上面常常会出现陈立献老师用笔名“凡夫子”发表的文章，我常常去找先生讨教辞章，也梦想着在报刊上发表作品。
大学的知识中心在图书馆，中学的知识密钥却在课堂上。这一点点认知，高中的时候没有人这么清楚地告诉过我。我在外面的世界自由地游荡，却在犹如战场的课堂上间歇性发怔。文学是青春期猛烈的致幻剂，使我着迷，使我兴奋，使我感伤。我发表文章，我成绩下降，我被赞美、被震惊、被怀疑、被撕裂。我的执拗不必然更充满了希望，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我习惯了迷茫。我不能把第一次高考考砸的原因全怪罪于痴迷文学，但这段惨淡的经历，使我忍不住想要忠告后来人：在学业未定、事业未稳之时，痴迷文学无异于一种献祭般的冒险。
我的哥哥比我大三岁，也在那个时期爱上了文学和写作。在精神和心灵层面，他更像是我的孪生兄弟。在他开始色彩斑斓的师范生活之前，我们一夜一夜地聊天。我跟哥哥说，勇，你得看书、写作、发表文章，有这个，以后你无论是做老师还是做别的，都会跟别人不一样。他听进去了，并开始了积极的行动。他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钱锺书的《谈艺录》、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他还读各种名家古帖。他勤奋地写、刻苦地练，很快在《儿童文学》发表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落荒而逃》。他那时才十八九岁，能有这样的运气和修养，全是靠读书读出来的。参加工作后，他的单身宿舍，立起了一个木制的有玻璃门的书柜，这个书柜，是哥哥的文化框架，也是我早期的阅读框架。他真是很爱护，总把书锁起来。我哥不仅买书藏书，他还剪报。他把我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剪下来贴在专门的笔记本上，把别人发表的精彩文章贴到另外的本子上，他为这些文章所倾倒。我上大学那会儿，经常给我哥推荐书目。《红字》《月亮与六便士》《城堡》《在路上》《容斋随笔》《情人》……我看过的一些书他也看过。比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他二十多年前就看过，前年又重新买了一本。我哥说，自己虽然没有上过中文系，但好像跟着我上了半个大学。
我哥对书法、阅读和写作有很好的感受力。这么多年来，他给我提了无数的建议和要求，各种各样，很枝节，又很具体。我上高中的时候浮夸得很，用笔名“君子兰”在南安一中的校报《南山笋》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很不可思议的是，《南山笋》其中有一整期几乎所有的版面只刊登我一个人的诗文作品，这种事情，在南安一中的历史上，仅仅发生过一次。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主事编务的林纨杰老师是怎么想的。那期报纸下发后，即刻引起巨大的震动，全校师生都在议论“君子兰”何方神圣、是男是女。我哥拿到报纸，也非常激动，又颇为不忿，他大声和我说，琛，阿爸给你起了这么好听的名字，你为什么要用这么招摇的笔名呢。从此以后，我发表文章只用我的名。
如愿读了中文系
正因为挚爱文学，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填的专业全是汉语言文学。我如愿考上了华侨大学中文系，并天真地以为，太阳底下天天有新事，中文系里人人是诗人，一时间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只可惜，我一入校就稀里糊涂地卷入了一场事后看来非常幼稚的“学生政治”。往事不必细提，反正那时我是应激了。我像一只受伤的鸟兽，从此离群索居，失去了课堂学习的兴致，把大量的时间和热情投入到写作、谈恋爱和校外实习中。
说到读书，我实际上在中文系里遇到了一些落拓不羁、见识超绝的好老师，但我不懂珍惜。我仅举一例，教我们美学和写作的刘小新教授，他为人散澹、学识渊博，是个传奇人物，半数以上的师兄师姐都在传说，“刘头把学校图书馆里的书都看过了”。他讲课好得一塌糊涂，贯通中外古今，常有绝妙的断句判词，每次课都有长串的书名和人名脱口而出，信息量太大，有时候听得我云里雾里，记都记不过来。1999年的讲堂上，他曾评论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先生唯一的缺点是才华太盛，要是能收一些更好，但他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见了我的作品，竟然预料我“未来在文学上将有不凡的建树”，允许我可以不去上他的课，嘱咐我到图书馆读自己喜欢的书。我也真去了图书馆寻书觅句，每一次都上限起借，姿态很高，抱着齐肩的书，穿行在校园的微风中，内心升腾起一番大志。但这些书，没有一本能够专心读完，其中有一两本书，竟滞留在我的床头两三年，直到毕业之时才胆战心惊拿去还掉。我的新生活浮躁得很，甚至有些风骚卖弄，我在我睡的铺位上置办了一个书柜，靠墙摆着，占据了半张床不止。外人看了多半以为这睡铺上的主人身居道山学海，不愧下学，实际上我的室友都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学业已经荒废了。在大二升大三的当口，因为逃课太多、挂科太多，我受了一个降级试读的处分，差一点就被开除了。我像是一只飞鸟撞上了玻璃幕墙，明明有看得到的前路，却偏偏撞得头破血流，摇摇欲坠。
其实那个时候大学不卷绩点，读书是自由宽松的，滋味无穷。华大中文系里有一群理想主义者，秉性中多少有些逸气，在读书这件事上，大家匀速前进，慢慢探求。好些人的阅读时长，每天能在6个小时以上。我在走廊里常常瞟见大我一届的徐亭师兄看书的模样，他白天静静地埋头看，夜里宿舍灯熄后，就像流浪汉盘踞在厕所有光照的地方继续看。他的阅读量惊人，我不知道如何说他，后来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句话，算是可以拿来恰如其分地形容，“长年埋头于书堆中，他自己也几乎变成一本书”。大我两届的黄典亿师兄，对西方哲学、中国古典文学、世界文学经典以及国外文学最新动态迷恋至深，他很平静又有天才的谈吐迷倒很多人。在校期间，黄典亿师兄和邓远刚、蒋来、毕光辉、麦发明、皮厚江等一群师兄组了一个名叫“下水道”的写作组织。他们每人每周创作一件作品，题材体裁不限，用碳素墨水写在稿纸上，汇总起来，装订成册，悄然传阅。他们探究哲学、文学、美学、音乐、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诸多问题，表现主义、